毕沅资治通鉴的探析.doc

对毕沅《续资治通鉴》史学价值的探析
摘要:《续资治通鉴》是清代乾隆时期著名的经济史学者毕沅历经20余年编纂而成的历史学巨著,该书史料丰富,内容全面,考证详备,体现毕沅治史态度的严谨客观,以及史学思想上的开拓性和时代感。
关键词:毕沅;《续资治通鉴》;史学价值
毕沅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经济史学者,《续资治通鉴》是他集府下幕宾之力,历经二十余年编纂而成。该书无论在史料价值、内容和体例的改进方面以及所体现的史学思想等都超越明清以来诸家续《资治通鉴》,被史学界公认为后来居上的通鉴学力作。张之洞在《书目答问》曾这样评价它:“宋、元、明人续《通鉴》甚多,有此皆可废。”[1]梁启超也曾评价到:“自唐以后,罕能以私人独立著史,而毕沅《续资治通鉴》亦称善本。”[2]因而,后世世家把它作为续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唯一著作,其史学价值可见一斑。本文通过对《续资质通鉴》史学价值的阐述,以明析毕沅《续资治通鉴》的史学成就。
《续资治通鉴》的编纂背景。
《续资治通鉴》是毕沅著作中用力最多的一部,也是其被列入中国史学家行列的关键性著作。后代史学家也将《续资治通鉴》与《春秋》、《资治通鉴》并列视之,即《春秋》出,使“乱臣贼子惧”;《资治通鉴》出,成为历代皇帝的教科书;《续资治通鉴》出,使元明清历史延续,并丰富了少数民族建国的史料,是经世功能极强的著作。但其成书的背后也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
自从司马光《资治通鉴》问世以来,因其成就斐然,为其作续者代不乏人。但后来所续之书皆有史料未尽之弊端,元代陈桱的《通鉴续编》内容疏舛过甚,明代薛应旂、王宗沐各自撰述的《宋元资治通鉴》,也因许多重要史料多未寓目,而受有孤陋寡闻之讥。并且,三部史书内容失衡,仅据宋人记载,略及辽、金,西夏正史束而不观。清初,徐乾学编纂《资治通鉴后编》,由史学名家胡渭、阎若璩等协助排纂,虽远胜于此前三家续《资治通鉴》之作,但限于当时《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重要史籍未得发掘利用,缺陷仍然十分明显。乾隆时期,随着《四库全书》的编纂,过去不易看到的书籍,此时得以流传,“所载事涉宋元者亦多”,毕沅以这些书为参考,开始撰写《续资治通鉴》,担负组织领导, 修书的体例、内容及方法等,同章学诚、钱大听、邵晋涵等反复商讨,邵晋涵与具体人员参与编订,四易其稿, 前后20年,终成正果。成为诸家续《资治通鉴》著述中最好的一种。
《续资治通鉴》对前世著作的继承与发展
《通鉴》及续作纪年的改进。《续通鉴》无论是帝王纪年,改元之际的纪年,还是朝代更替之际的纪年,都较前代客观合理,这是对已有续作纪年方法避其短、汲其长的结果。
第一,帝王纪年更合理。称帝即为之纪年,这是编年体史书的一般通例。但金承麟称末帝仅一日即亡,《通鉴续编》仍为之纪年,“不免循名失实”。西辽自德宗以下并无事迹可纪,而《通鉴续编》“必缕列其间”,不过为存宋末昰、昺二王之正统,因而有“辗转相牵,生是义例,非千古公评”[4]之嫌。但《续资治通鉴》不拘于此例,灵活运用,视情况而定,记金承麟和西辽德宗以下之事,但并不为之纪年。显然,《续资治通鉴》借鉴了《通鉴续编》之不足,帝王纪年更为合理。
第二,对朝代更替之际纪年更为客观。《元史续编》不予宋末二王之统,附元代年号之下,《续通鉴》对这一纪年方法加以承继,将宋末二王景炎、祥兴二年号附于元至元十三年至十六年之下。据史实来看,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