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与儒家思想.doc

《易经》与儒家思想之渊源
探究儒家思想之起源,古人把这一工作称为原儒或说儒。自两汉迄于今,治儒学者多有论及。概言之,主要有如下七说。一是以《淮南子·要略》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文武周公之道说,二是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六经说,三是以《汉书·艺文志》为代表的儒学“出于司徒之官”说,四是以章太炎《原儒》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达、类、私”三科说,五是以胡适《说儒》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殷之遗民说,六是以冯友兰《原儒墨》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教书相礼”之职业说,七是以徐中舒《甲骨文中所见的儒》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宗教性职官说。统观以上诸说,可以发现,前人或时贤原儒多是就儒的最初职业角色作文章,而对儒学思想之发生或鲜有论及,或论之不详。笔者认为对儒家思想渊源的追溯,不应在儒者的身份问题上作太多的纠缠和逗留,而应着力于探讨儒家作为一种学说的起源。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认为儒家“以六艺为法”,《汉书·艺文志》说儒学“游文于六经”之中,而六经之中,“易为之原”。基于此,我们认为,作为一种思想学说的儒家,其源头就出自《易经》。
一、《易经》的比辅亲和思想与儒家和合思想之萌芽
    儒家思想的实质与核心是治天下的社会实践,其言仁义、性命、天道,皆落脚于此,因此,儒家哲学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实践哲学。从此出发考察《易经》,不难看出,儒家哲学的基本内容在《易经》中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大量存在了。我们首先在《易经》中发现的是儒家和合思想的萌芽。我们认为,《比》卦就是《易经》作者所追求的和睦亲善和安定互助的社会环境的政治理想的显现,也是儒家所倡导的“和合”精神的源头。
    《比》卦辞云:“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从字义上看,比义为亲辅。二程把《比》所体现的《易经》作者的政治理想的内涵揭示得极为透彻。其云:“比,吉道也。人相亲比,自为吉道。”“所比得元永贞则无咎。元,谓有君长之道。永,谓可以常久。贞,谓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从上,必求此三者,则无咎也。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宁,方且来求亲比,得所比则能保其安。当其不宁之时,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独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后,则虽夫亦凶矣。”[1](第738页)由此可见:《比》卦辞中的“元、永、贞”,实为比之为道的基本内容。比是保障安稳定吉利的基本方略,是古代领导者必须遵循的君长之道,得此正道就可保国治民安。因此,从《比》的卦象和《易经》作者立《比》卦的宗旨上看,《比》卦所彰显的基本精神无疑与儒家相通。
    该卦的初六爻曰:“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孚者,信也,信之在中也。“信”是后世儒家的基本伦理范畴,亦为儒家伦常之一。因此,《易经》作者多次提到“孚”,表明了《易经》与儒学的贯通。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易经》的“孚”既可以引申出后世道家的哲学路线,也可以引申出后世儒家的哲学路线。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孚”。如果把“孚”仅仅视为主体存养的方式方法,就走向了道家一途。如果不是把“孚”仅仅视为一种道德手段,而是落脚于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则走向儒家一途。事实上,后世儒家和道家对“孚”的不同诠释和践履,在《易经》那里都以萌芽的形式存在了。
    《易经》作者以“孚信”系于《比》卦之初爻,意在说明“相比之道,以诚信为本。”[1](第739页)人与人之间相亲辅,必须心怀信诚。以信为始,亲辅于人,才不会有什么咎害。故程颐云:“比之始,必有孚诚,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诚信充实于内,若物之盈满于缶中也。……若诚实充于内,物无不信,岂用饰外以求比乎?诚信中实,虽他外皆当感而从来。孚信,比之本也。”[1](第739-740页)朱熹承袭程说,认为:“《比》之初,贵乎有信,则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实,则又有他吉也。”[2](第86页)汉人荀爽以象数解释此爻,认为初六以阴居阳,处于失位不宁之时,但其以信诚之心,上比于五,因而变化而得正无咎。同时,九五圣王之信广被四海,于是,虽异域殊俗之人,亦来亲辅。[3](第134页)可见,“孚信”原则在《比》卦中是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来使用的。六二爻曰:“比之自内,贞吉。”此爻以阴居内卦之中位,柔顺,中正,又与外卦九五阳刚相应。《易经》作者以此立象,意在说明人与人之间的亲辅,应发自内心,首先应在群体内部注意和睦团结;对外亲辅时,则应坚持一定的主动性,坚持纯正的动机,如此而往,结果定然吉利。六三爻曰:“比之匪人。”意谓当人处于小人的围困之中,此时若盲目地汲汲以求比,定然有失,此非君子自重之道。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亲辅,应注意对象的选择。六四爻曰:“外比之,贞吉。”六四爻以阴居阴,是为当位得正,外比于九五之贤,故云:“贞吉。”当位得正,又审时度势,舍弃初六,与阳刚中正位居九五的圣君相亲。但是,追随亲辅比自己贤明高尚的人,一定要有纯正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