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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新诗形式探索的回顾与反思
摘要:新诗诗体重建已成为当下诗学研究界的一个前沿而重要的话题。其实,在近百年的新诗发展历程中,新诗的文体探索从未停止过。本文分为五个时期,概述和回顾了新诗文体建设中一些重要而有影响的诗人、诗歌研究者对新诗文体建设的主要理论成果,并从新诗发展历史和现状对这些新诗文体建设理论进行了评述与反思,以期进一步明确了新诗文体建设的方向。
关键词:百年新诗文体建设自由诗格律体诗
新诗的历史已近百年,回望新诗的发展历程,毋庸置疑,新诗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白话新诗已取代文言旧体诗,并产生了无数优秀的白话诗歌,诞生了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冯至、食指、北岛、顾城、舒婷等杰出诗人。然而,新诗发展到今天,也不能不让我们为新诗前途担忧。现在我们倒有越来越多的人不知道什么是诗了,无标准与无难度写作盛行,新诗文体建设的严重滞后,已成了新诗进一步发展的致命伤,严重制约了新诗的影响力与生命力。因此,回顾与反思近百年新诗发展过程中文体形式探索的经验与教训,对新诗未来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诗诞生于狂飙突进的“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也成为了文学革命的排头兵、急先锋。从新诗的草创到20年代末,是一个诗体形式由破格到立格的探索期。胡适首揭新诗革命的大旗,他以“诗体的大解放”作为这场革命的突破口。在《谈新诗》一文中,主张新诗
“不但打破了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语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文学革命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1]显然,胡适所主张的“诗体大解放”就是要打破中国古典诗歌的诗词格律,用白话诗代替旧体诗。他的文学革命主张一出,立即得到一大批年轻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响应,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鲁迅、周作人,不但纷纷著文呼应,而且大多身体力行写作白话诗。
郭沫若首先响应了胡适“诗体大解放”的号召,但又不是跟在胡适后边亦步亦趋,而是在胡适止步处继续前进,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诗学革命主张。1920年郭沫若在与宗白华的通信中,明确提出了对诗新的理解:“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生命源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之颤动,灵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2]郭沫若在这里阐发了诗是诗人的情感世界的表现的原理,强调尊重个性,尊重自我,强调诗情的自然流露,这对早期白话诗的罗列具象,拘泥现实,浅白直说的诗风是有力地纠偏,对“诗体大解放”的思想是极重要的发展与补充。在郭沫若之后,还有更多的诗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诗体解放和诗体变革的可能性。实际上,诗体的解放与诗体的变革,绝非哪一位革新者登高一呼就可以彻底解决的,只能伴随着20世纪新诗的发展而逐步实现。据陆耀东先生统计,仅在新诗草创的头四年就正式出版新诗集达30余部,创作与发表的新诗则不知其数[3]。但这时期的诗人们既是文学革命、文体革命的先锋,更是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先锋,所以当时的新诗创作,所呈现出的整体特征,就是:
“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做”、“作诗如作文”的明显的散文化特征。“白话诗”、“自由诗”也就成了散文诗和新诗的代名词。
这种在急进的革命运动中诞生的新诗,随着革命思潮的渐渐平静,政治力量的日渐弱化,许多新诗的实践者,逐渐感受到这样一种严重的非诗化倾向会制约新诗的发展,甚至会要了新诗的命。于是,要求新诗首先应写得像诗及诗人写的应该是诗而不是散文、甚至不是散文诗的诗学观念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作诗如作文的诗风得到了适度的纠正,出现了散文诗与诗的分流,特别是以“分行”等形式来确定新诗与散文、新诗与散文诗的区别。文人的、艺术的、审美的诗风逐渐成为新诗的主流。以闻一多、徐志摩等为代表的主张倡导艺术性诗歌的“新月”诗派,开始占据诗坛并有了更多的支持者。诗的文体建设,特别是诗歌的音乐性和诗体形式建设得到了重视,出现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诗体探索与建设期。
在新月派之前,几乎在新诗探索的同时,就有许多诗人与学者对新诗所存在的缺点进行了反思和批评。有人把新诗的缺点概括起来有六个方面:“一、不讲究音节,二、无章法,三、不选择字句,四、格式单调,五、材料枯窘,六、修辞掺杂。”[4]另一方面,许多诗人面对当时非诗化状况也认为:新诗不能一味否定外在形式的规范,而有必要建立一套有别于旧诗的格律。宗白华在1920年就对如何做出好的真的新诗对提出了自己的真知卓见,他说:
“我想诗的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就是‘形’同‘质’。诗的定义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