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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首富”袁隆平
2017年11月,袁隆平海水稻团队前往迪拜沙漠地区开展海水稻试验种植。今年5月至7月,试种的包括海水稻在内的80多个水稻品种分批成熟。经检测,。这是全球首次在热带沙漠种植水稻成功。迪拜的沙漠中出现了“人造绿洲”,这为沙漠地区提升粮食自给能力,保障全国粮食安全和改善沙漠地区生态环境添筑了“中国贡献”。
2004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荣膺中国十大人物桂冠时,他曾对媒体说,“我能获奖,是碰上了好时代。”但谈及早期搞杂交水稻试验时的情形,他却用“艰难困苦、披荆斩棘”来形容,“能侥幸存活下来已是万幸,成名从来没想过。“被保护对象”
袁隆平遇到的是一个并不适合开展科学研究的年代。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从1953年跨出西南农学院的系大门后,他就被分配在安江农校任教。50年代的全国大抓工农业建设和科学研究,还涌现了“两弹一星”。但遗憾的是,此时的中国在政治上与前苏联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因此学术和教育也跟着“一边倒”,苏联的李森科认为“遗传物质”学说是不可知论。在他得宠的30年里,他的《论生物学现状》在中大量印行,当时《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文童。
在安江农校,袁隆平接到上级的指示是:只能向学生传授米、李二人的学说。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的理论误导了水稻研究,根据他的“无性杂交”理论,袁隆平尝试进行无性杂交等试验:比如把月光花杂交到红薯上,希望地上能长出红薯,藤上的花也能接籽,还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希望得到新的花种。嫁接成功。而为了在让月光花在短光照下结籽的目的,袁隆平把自己的床单弄黑,拿来给试验做遮光,但结果都未成功。

通过几年的实践。袁隆平对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越来越产生怀疑。1962年,他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条消息:英国和美国两位年轻的遗传学家沃森和克里克,根据孟德尔、摩尔根学说,已研究出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即DNA分子双螺旋结构,从而使遗传学研究进入了分子水平。这更证明李森科的学说是在误导研究。1964年,袁隆平用两年的时间寻找到六株雄性不育的水稻,并由此撰写了第一篇论文,指出水稻雄性不孕性蕴藏的巨大价值,从而为杂交水稻研究奠定基础,但这一突破性的论文却遭受了一些人的否定与嘲笑。在“文革”中,他的试验被称为“三岁小孩搞的玩意而”,装着他四年成果的盆盆罐罐也被反复破坏。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让很多从事科研的专家学者受到政治上的冲击,科学理论被宣判为“资产阶级学说”而受到批判。后来袁隆平回忆说:“幸亏我猛醒得早,西方的生物学研究已经到分子水平了'我们还抓着李森科学说不放的话,没有前途!”
然而,世事充满了偶然,悲剧会因为时间与空间的误差变得充满戏剧性。有一年,工作组到袁隆平的学校搞运动。当时的指标是:要揪5%的牛鬼蛇神出来,一个礼拜揪一个,已经揪了5、6个出来,袁隆平是第
7个,牛棚里的床铺早已准备好贴上“袁隆平”三个字。这天工作组组长突然找到袁隆平,让他晚饭后到他办公室去一下,袁隆平心里一惊。问什么事,组长说:“上面来文件说要抓革命促生产,既要抓革命还要促生产,你去选一块试验田吧。”这个戏剧性的插曲让袁隆平化险为夷,他非但没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反而得到保护,至于公函的来龙去脉,许多年后他才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