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妈妈和我.doc

外婆、妈妈和我
我长得像妈妈,妈妈长得像外婆,我们三个是相似形。我身高一米七六,妈妈身高一米六三,外婆身高一米五零,我们是等差数列。你能猜出青春发育时营养过剩与不良。我们三人都爱笑,外婆的笑容带着知足与沧桑,妈妈的微笑给人以自信和力量,而我灿烂的笑,则有着对未来的希冀与向往。我们生活的时代不同,但我们都有难忘的过去,都有对未来的畅想。
▲
少年时——苦也罢、甜也罢我们都有梦
我们生活的时代不同,但儿时我们都有各自的美梦。
外婆1941年出生在逃难的途中,当时日寇的铁蹄已践踏了丰宁的土地。日本人为了更好地奴化百姓,采取“聚家子”的策略——伪满洲国时,把几个村的人都聚在一起,修炮楼、修围墙。外婆家原来的房子被拆了,被迫迁到东沟跟别人家住在一起,一家七口挤在别人家的外屋。房子被拆了,家散了,家中的男劳力整天去修工事。太姥姥生了十二个孩子,只有五个活了下来。终于盼到日本人倒台了。国民党十三军进驻,抓丁抓差,大舅爷被抓走,至今下落不明。终于盼来了共产党,姥姥家分到了田,分到了地主的两间房。十三军和地主的“还乡团”卷土重来,反攻倒算,太姥爷看了“大刀王五”杀人场面,被吓疯,又因思子过度,不久去世了。兵连祸结中,太姥姥家孤儿寡母艰难度日。
姥姥,姥姥一家,姥姥的邻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战争停止,天下太平。
郭小川带领西撤的部队打回来了,十三军兵败。姥姥迎来了“解放区的天”。她背上书包,走进夜校,上了扫盲班,有了自己的名字“李凤莲”,姥姥能识字看书,不当“睁眼瞎”这是她做梦都没想过的好事。
妈妈出生于“文革”的第二年——1967年。妈妈的童年里甭说有电视机,电都没通;大队部里有高音喇叭,经常通知全体社员到大队部开会。有时是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有时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迎接“最高指示”、有时是“上批林彪孔老二下打活靶子某某某”,有时是毛主席语录竞赛会……公社有电影放映队,几个月来放映一次,一部电影在十里八乡放映多少次,妈妈他们就跑遍十里八乡看几次,至今电影《青松岭》、《一江春水向东流》、《苦菜花》的台词妈妈耳熟能详。那时妈妈的梦想就是长大后能当电影放映员,能天天看电影。
精神生活贫乏,物质生活也极为匮乏。终年吃玉米面,这算是过得好的人家,有的人家到青黄不接的二三月,只能靠瓜菜度日。新年凭票每人发二斤白面,中秋节凭票每人发半斤月饼,这是一年中看到的细粮。穿衣服得自己做,买布得用布票,姥姥缝一套衣服大姨穿完妈妈穿,妈妈穿完老姨穿,老姨穿完大舅穿。当时穿衣服讲究“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破破烂烂再三年”。妈妈的童年根本不知零食为何物,唯一的奢望是冬天晚上在火盆里烧几个土豆。妈妈的梦想是能天天过年——能看到新衣服,吃上细粮。
我于1992年出生,衣食无忧,物质与精神生活非常丰富,既不像外婆那样饱受战乱之苦,也不像妈妈那样在贫困线上挣扎。我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长大的。我的童年是个多梦的季节。吃了东坡肘子,我想做一个能使
“色香味形多雅趣,烹调蒸煮具清奇”的厨师;玩过玩具芭比娃娃,我想做一个“剪绿裁红妆丽色,挑花绣蕊美仪容”的服装设计师;游览了世界公园,我想做一个“建一层两层三四层,层层高筑;想五次六次七八次,次次算计”的建筑师。看到科学的神奇,就想当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看到文学的优美就想当J·K·罗琳、安徒生;看到绘画的瑰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