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一腔“孤愤”写《聊斋》
康熙十八年(1679),《聊斋志异》已经大体完成,蒲松龄为作《聊斋志异·自序》,笔端流情地描述了自己创作《聊斋志异》的过程,也抒发了内心的“孤愤”,是解读《聊斋志异》最好的参考,文章写得很美,情辞凄婉,感人肺腑,值得一读全文: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魍魉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睫在眼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展如之人,得勿向我胡卢耶?然五父衢头,或涉滥听;而三生石上,颇悟前因。放纵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废者。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固粘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且也: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吾前身耶?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蒲松龄一辈子生活在僻野乡村,生活在农民中间,目睹了天灾人祸带给农村平民的苦难,亲历了普通百姓的艰难生活,体验了劳苦民众喜怒哀乐的思想感情,同时,也十分熟悉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农村的风俗人情,因而受到民间文学与乡土农民文化的熏陶,其艺术趣味的形成受到深刻影响,也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吸纳了民间文学和乡土文化的宝贵营养。但他毕竟是一个文人,饱读诗书,熟谙经史,笔墨为生,而且得到过地位显赫的诗坛领袖王士祯的常识,并文字交往二十余年,与地方名流和官场中人也有接触,并以文章才华受到欢迎,赢得尊敬。所以,蒲松龄思想的文化构成是丰富而复杂的,他在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在传统知识和现代生活之间,在高雅文学与土俗文学之间,在魏晋笔记与唐人传奇之间,入之出之,呼吸吐纳,形成了自己既继承又新创的文学思想,找到了在文言小说史上自己独特的存在。
“孤愤”是理解《聊斋志异》思想感情与艺术追求的钥匙。蒲松龄自己说过,他的《聊斋志异》是“孤愤之书”。蒲松龄一生怀才不遇,科场不断失败,曾为生存做人幕宾,代人歌哭,后来更应聘坐馆,即做家庭教师,时间竟长达四十余年,其间仍不间断赴考,却每一次都无情地以失败告终,直至七十一岁,以古稀之年再应乡试,才得一个可怜的岁贡的功名,而此时蒲松龄已经精疲力竭,生命的光辉已经黯淡,受尽煎熬的老妻随即先他而去,不数年蒲松龄也撒手人寰。
蒲松龄是个伟大的作家,但他首先是一个生活在科举制度牢笼中的普通的读书人,他虽曾《示诸儿》云:“人生各有营,皆必皆贵官?但能事农桑,亦可谋豆箪。”告诫儿辈不必以仕途功名为唯一追求,但他对科举功名其实始终难以舍弃,起初信心百倍地博求,后来不由自主地追逐,最后变成无可奈何地惯性跟随。他的人生自信,五十年间无数次地遭受打击;他的生活,四十年居人檐下。他的房屋,“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假伯兄一白板扉,大如掌,聊分内外。出逢入者,则避扉后,俟入之乃出。”(《元配刘儒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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