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doc

Ⅰ宫崎市定的生涯
从松本高校到京大的东洋史
一九零八年开创的东洋史学教室,隶属于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史学科,最初和支那哲学、支那文学同属一个研究室。最初的教员由内藤虎次郎(即内藤湖南,1866——1934)、桑原骘藏(1871——1931)两教授和西洋史出身的矢野仁一(1872——1970)副教授教、富冈谦蔵1873——1918)和羽田亨(1882——1955)两讲师共五人组成,稍后不久,朝鲜史方面的今西龙(1875——1931)讲师也来任教。以支那学派和东洋史学派为视角的话,内藤和富冈属于支那学派,其他人属于东洋史学派。
1914年(大正三年)新筑成陈列馆,史学科的全部教官室和研究室进行了搬迁,本教室也设置在陈列馆的楼下。此后,1918年末富冈讲师病逝,1920年2月矢野升为教授、三讲座制确定之后,本教室中的学风,与支那学相比历史学的学风更为浓厚。1922年(大正十一年)春,即后来往往被视为内藤史学的继承人——宫崎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时,东洋史学教室的状况大致如此。
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8月20日,宫崎出生在长野县东北部的千曲川左岸下水内郡秋津村静间(现在的饭山市),他是宫崎市蔵和悦的第二个儿子。秋津村和作为岛崎藤村的小说《破戒》的背景的饭山町相邻。市蔵作为长野师范学校本科的第一批毕业生,在饭山小学执教。宫崎,在读完当地的秋津小学、县立饭山中学后,成为了1919年9月刚刚设立的松本高等学校文科甲类的第一批学生。从中学到高中,他最热衷的就是创作和歌,因为仰慕岛崎藤村而起了宫崎藤仙东川的笔名。在松本高校,和同年级的几个学生发行了誊写版印刷品同人志。父亲市蔵往《阿拉拉提》杂志投稿并被岛木赤彦选中刊载,受此影响,宫崎自己的和歌也被赤彦选中,发表在同一个杂志上。这个时期的宫崎努力作诗,成为了杰出的文章好手,即使是写作学术论文,一般的读者也能轻松地读明白。
新设立的松本高校没有法语课,下课后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天主教堂跟从赛斯赖神父学习法语,这对宫崎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松本高校的后辈中,曾我部静雄和仁井田
陞都成为了中国学的著名学者。
1922年(大正十一年)春,宫崎从松本高校毕业,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由于受到1919从京大地理学毕业的浅若晁的劝说,高中时代通过阅读《东方时论》杂志而和三宅雪岭的女婿中野正刚的论说产生共鸣并曾立志做一名政治家的宫崎,在报考京大文学部时,他将兴趣点转变为专攻东洋史。年愈九十时,他在出版的《宫崎市定全集》第五卷《史记》的自跋中满怀感激地说:
我立志改报京大文学部时,很大程度上是受京大出身的地理学教授浅若晁先生的怂恿。“如果去京大,要跟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伟大的先生学习”,先生用一种因选择了地理学而懊悔的口吻对我这样说。最后在离别时,先生对我说:“治东洋史,《史记》是必不可少的书籍,买一本好的书看是很重要的。”他几乎要激动地说出很想和我一起来读这书。“到京大学的东洋史,肯定不会失望”,这种充满热情的推荐,我之前还没有遇见过。对我的将来,树立了百分之百的自信。对我的将来也是满怀信心。
宫崎在京都的住处,就是在浅若的住处。
专攻东洋史的宫崎,除了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骘蔵、矢野仁一、羽田亨等人外,还师从支那文学的狩野直喜(即狩野君山,1868——1947)。在文学部里除东洋史以外的课程,如波多野精一的宗教学、新村出的语言学以及经济学部河上肇的授课,他都怀着对知识的如饥似渴去听。关于语言学方面,狩野的诗文创作课上的作业得到狩野的亲自批改,他还经常去听西夏语学者尼古拉西·奈夫斯基的俄语课。
从松本高中毕业不久,以《去京都的工作》为题目做的笔记上,有20页的探讨历史与哲学的自问自答式的记录,在最后写到“大正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写于家中”。在《塞外民族和支那》的条目中,表现了宫崎即将进入学时的热情。因此,从早就对文化久远的汉民族和北方朴素的游牧民族的关系史有兴趣的宫崎,毕业论文的题目就选了作为北方民族和中国社会交涉中的南宋灭亡时期。并且,受了以锁定特殊人物为焦点著称的内藤湖南的启发,确定了以研究与蒙古的忽必烈相对峙的贾似道为题目的论文《南宋末的宰相贾似道》。论文提出以后,加入了由外务省主办的学生赴中国南部视察团,游览了中国的沿海地方。回国后参加他论文开题的教授中,除了东洋史的内藤、桑原、矢野、羽田外,还有支那文学的狩野。游记文章《从上海到广东》
在《京都帝国大学新闻》(1925年4月创刊)上分四回连载。
毕业后成了教室的助手、进入研究道路的宫崎,遵从指导教授桑原的指示,摘译了盖奥路库·牙靠朴的《东洋的影响在西洋》,并在史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史林》上进行了发表。牙靠朴没有丝毫欧美优越感的论调,时时借助德日辞典翻译的日子,对日后的宫崎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作为学者的东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