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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阎连科小说中的现实主义
作者简介:李娜(-),女,民族:汉,籍贯:河南省商丘市,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11级硕士
摘要: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直伴随着一些误读,在继承现实主义的写实性的同时,大多停留在对底层现象的揭露,缺乏深度的批判与反思。作为一个对现实苦难有着深切关怀的作家,阎连科对“现实主义”有自己独特的理解。阎连科对现实主义的内在矛盾的超越的同时,也有着面对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关系的尴尬与焦虑,他以自己的生命经验和独特视角构建起的小说世界,对当下文学写作和文化建构的存在着意义与不足。
关键词:现实主义;阎连科;小说.
“现实主义”是一个流动而繁复的概念,它在中国文学史的演变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语义场,有着含混而丰富的语义内涵。“现实主义”(Realism)在中国的跨语际传播,深受民族文化视域的局限和历史功利性的制约,无论是五四时期的“写实主义”还是之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历史使命,也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对“现实主义”的两次较大的误读。
19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首先在法国、英国等地出现的文学思潮,以后波及俄国、北欧和美国等地,成为19世纪欧美文学的主流,也造就了近代欧美文学的高峰。韦勒克《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追溯了现实主义术语在欧美各国的发生史,在19世纪诞生之时,说,现实主义挑战的是浪漫主义的艺术成,也具有挑战文学成规的前卫品格,它本源地含有反对幻想和伪饰崇尚真实的意义。然而,在现实主义的
“真实”后面,隐藏着更为深层的训谕动机。而且,正像一切文学思潮都主张真实性一样,它们对真实的理解并不相同。正如姜飞所说,“真实是文学的来源、基础和理由,特定的文学真实观念,决定了特定的文学面目和文学品格。”[1]
一、转换与误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验
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直有一些误读,但这误读隐含着中国人的文化需求。“这种诉求不能被忽视:所有的现实主义小说都是通过维护与现实的一种特权关系来获取其权威性”[2],它与现实的遭事物有着复杂的关联,并承载着社会变革的深切希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性过渡的时期,把现实主义误读为写实性,便认为它可以成为启蒙的武器。安敏成对此做了最贴切的解释:“中国知识分子对新文学的召唤,不是出于内在的美学要求,而因为文学的变革有益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问题。现实主义……被当成了最为先进的西方形式。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一旦现实主义被成功地引进,它就会激励读者投人到事关民族危亡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中去。……但在实际创作中,如我所描述的,现实主义的实效与其说是对社会问题的积极参与,不如说是一种美学上的回避。”[3]
“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家们是带着忧患意识与社会救世精神积极参与文学创作的,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带有极强的主观色彩,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和全盘西化的激进诉求,不仅使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品失去了冷静观察和理性分析的特点,也使这些文学作品忽视了应有的、独立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的审美特性,以及对人文精神的深层关切。更为可悲的是,
“启蒙与救亡(革命)双重主题的关系在五四以后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甚至在理论上也没有予以真正的探讨和足够的重视。特别是近三十年的不应该有的忽视,终于带来了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