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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自由
──《自由选择》读后记
陈敏昭
中国正处于由一切依靠于政府的计划经济向经济人自主决策的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之中。中国人也越来越看到,市场经济的最大好处说到底就是人们选择的多样化成为可能。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选择了可以自由选择的市场经济制度,也就是选择了自由。
严格来说,在经济思想史上,《自由选择》一书其实不是学术著作。它是在一个电视片的解说词基础之上扩充而成,并与老弗里德曼同期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的一系列专栏文章一起,作为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父子向公众宣传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通俗读本。但这丝毫不意味着这本书因此而贬值。相反,因为它使得原本属于象牙塔内的高深的货币主义理论升华成自由主义诉求走向美国民间,从而直接推动了自七十年代中期始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复兴。
尽管书名及书的开头所宣称的“将平行地论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很容易让带有“主义”眼光的人想到意识形态问题,但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此书的主题是探讨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其最核心主旨仍是新自由主义者所念念不能忘怀的“有限政府论”。
关于政府,历来有两个神话:一个是人们相信政府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区别于经济人是为私人利益服务,因此,政府官员应该有比常人更高的道德,用弗里德曼在书中的话说,这是对
“好人政府”的迷信;另一个是人们认为自由市场具有与生具来的缺陷,即所谓“市场失灵”,而政府的功能正好可以弥补自由市场的缺陷,尤其在提供公共产品、解决外部性以及促进平等方面,用弗里德曼的话讲,就是对“有效政府”的迷信。
关于前一个迷信,我曾在《经济学透视下的“官德”》一文(见《中国经济时报》98年4月2日、4月9日、4月10日)谈到,认为政府官员是“好人”,实际是在经济学上造就了“双重标准”:一个标准对着经济人,经济学假设经济人是自利的;一个标准对着政府官员,认为他们是“他利”的。双重标准如果是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很好理解。因为用牟宗三先生的话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无非就“内圣外王”四个字。即一个人只有首先搞好了自身道德修养,然后才有资格作官,也就是孔子讲的“修己以安人”,或者说先“修身齐家”,然后再谈“治天下”,都在讲当官者必须要有超过一般人道德才行,但吊诡的是,在政治文化传统迥异于中国的西方,“双重标准”开始也存在。正如老弗里德曼在另一篇名为《经济学家与经济政策》一文中回忆的,几乎从斯密到布坎南以前的经济学界“一直遵循着双重标准”。向来就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针对哈耶克等人对计划经济的责难,认为“问题并不在经济计划的改变,.....而甚至是计划的扩大”,但“我们需要的是(计划者也就是政府官员)正确的道德思想的恢复──回复到我们社会哲学的正统的道德价值观”。就是反对政府干预的包括哈耶克在内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一开始也认为,
“政府官员(无论是通过选举的还是任命的)都无私地献身于公共事业”,因而,经济学家所要作的,只是告诉“那些无私地献身于公共事业的政府官员如何去做才最佳”。
“双重标准”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结束,。因而《自由选择》一书承认对此的分析是循此二人的理路。公共选择理论首次将政府官员也作为经济人看待,他们也一样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或者说是在“最大化他们的偏好”。尽管他们不参与市场交易,但他们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