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魏末晋初,流传着一批五言抒情诗。它们大多抒写游子、思妇主题,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深受当时文人的喜爱,被奉为五言诗的一种典范。但是,它们没有题目,也不知作者是谁,因此就被笼统地称为“古诗”,意思指它们是魏、晋以前的古人所作的诗。西晋诗人陆机曾经逐首逐句地摹仿了其中的十四首,总题目就叫《拟古诗》。东晋诗人陶渊明,宋代诗人鲍照,都有学习“古诗”手法、风格的《拟古诗》。
到梁代,刘勰在文论专著《文心雕龙》里,锺嵘在诗论专著《诗品》里,都从理论上总结评论了这批“古诗”的艺术特点和价值,探索了它们的作者、时代及源流,并大体确定它们是汉代的作品。也是在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选作品总集《文选》,从这批“古诗”中选取了十九首。按照《文选》的诗歌分类原则,凡没有题目的诗歌作品,统归“杂诗”一类。这些“古诗”便入了“杂诗”类。而它们又不知作者,所以就沿用“古诗”的名称,给这十九首诗拟了个总题目,即《古诗十九首》。
这就是“古诗”的名称和《古诗十九首》的由来。可见在梁代,“古诗”已经形成一个具有特指涵义的专类名称。它与两汉乐府并称,专指汉代无名氏所作的五言徒诗。而由于两晋南北朝许多“拟古诗”的出现,它又发展为泛指具有“古诗”艺术特点的一种诗体名称。在《文选》问世以后,由于萧统选择精当,《古诗十九首》也同《文选》一起流传深广,成为公认的“古诗”代表作,这个标题也成为一个专题的名称。其实,这十九首诗既不是一人一时之作,也不是一个有机构成的组诗。
“古诗”作品在梁代尚存有五十九首(见锺嵘《诗品·古诗》),但现在只留存三十多首,包括《古诗十九首》在内。就在梁代,对“古诗”的作者和写作年代,已有疑议。刘勰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指西汉枚乘),其‘孤竹’(指《古诗》“冉冉孤生竹”)一篇,则傅毅(东汉作家)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文心雕龙·明诗》)锺嵘说:“旧疑是建安中曹(曹植)、王(王桀)所制。”(《诗品·古诗》)大概正因为作者“疑莫能明”,所以萧统把《文选》入选的十九首古诗都归之无名氏。然而,陈代徐陵编选《玉台新咏》,却又把《古诗十九首》中的八首诗确定为枚乘《杂诗》。
这样,虽然大体确定“古诗”是汉代作品,但对于其中是否有西汉枚乘、东汉傅毅、汉末曹植、王粲的作品,后来甚至猜测“杂有枚生或张衡、蔡邕(均东汉作家)作”(明王世贞《艺苑卮言》),究竟是两汉产物或者都是东汉作品等问题,形成长期纷争。由于上述梁、陈时的疑议,都没有提供具体证据,加上这些问题又涉及“苏武、李陵诗”的真伪、五言诗究竟成立于东汉还是西汉等问题,因此日趋纠缠,直到晚近仍争执不下。现代学者大多摆脱了前人成见的纠缠,主要根据《古诗十九首》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具有某些共同特点,指出它们“虽不是一个人所作,却是一个时代——先后不过数十年间所作”,并论证它们应是东汉后期安、顺、桓、灵帝年间,约公元二世纪的作品(见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得出了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
东汉桓帝、灵帝时,宦官外戚勾结擅权,官僚集团垄断仕路,上层士流结党标榜,“窃选举、盗荣宠者不可胜数。既获者贤已而遂往,羡慕者并驱而追之,悠悠者,是孰能不然者乎”(徐斡《中论·谴交》)。在这样的形势和风气下,中下层士子为了谋求前程,只得奔走交游。他们离乡背井,辞别父母,“亲戚隔绝,闺门分离,无罪无辜,而亡命是效”。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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