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总是把社会上的一切事物颠倒过来,这本是人们发明革命的目的。共产党的革命,不管是一九四九年的革命还是文化革命,都使社会的大量精华成了政治犯。一九六零年代末的左家塘就是这样一个精华(政治犯)和渣滓(普通犯)混合的地方。来自一个我认为是对社会负责任的家庭,我刚进看守所时曾期望政治犯(通常被称为反革命犯)的道德品质会比刑事犯好得多。但事实上却不一定。九号的人们生活在一种物质极端缺乏的环境中,社会下层的普通犯人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像向土匪一样,他们知道怎样依靠直接的互助生存。而像卢瞎子之类的政治犯多半来自社会的中上层,他们习惯于独立的生活。他们很少与他人分享自己的食物及其它稀缺物资。可能是因为我还年轻,我在左家塘却慢慢习惯了下层社会中那种“同甘共苦”的文化,虽然我明白这种文化按照精英社会的道德标准而言是不正常的。大概是因为这种上层社会的道德准则与下层社会的道德准则的差别,在罗钢一类扒手看来,政治犯中的“怪味码子”实在不多。但李安祥和陈老师却是两个例外。
虽然大家都叫他李牧师,李安祥并不是牧师。但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三十岁年纪,信了二十年教。他过去去的教堂是北区的一个天主教堂,现在已成了长沙市立第二医院。我小时候曾去那个医院看过病。有次我在那里看病时看到一个图片宣传栏,这个宣传栏宣称北区的天主教堂和附属的医院是美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据点。一九五四年肃反运动中,神父被逮捕入狱,其中美国神父后来被驱逐出境,而中国神父一直被关押着。教会的医院被收归国有,成了市立第二医院。李安祥自幼随其母亲去那个教堂,教堂被封闭后,他就在自己家里供奉上帝,每到周末还到亲戚朋友或邻居家去“传播上帝的声音”。文革时的中国,信教的人就像妖怪一样稀少。公开的教徒自然成了稀世珍物。我自己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信教的,而李安祥成了我认识的第一位“上帝的使者”。
我第一次看到他早上做祷告时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左家塘有很多“疯子”,九号隔壁的十号狱中就关着两个疯子。徐络腮说他们是装疯卖傻的反革命。如果他们真是装疯卖傻的话,他们装得非常像。我可以时常听到他们吵闹和杀猪般的尖叫声。由于反革命分子中有不少“疯子”,我看到李安祥跪在他床边的铁栏杆旁祈祷时,一点也没怀疑他又是一个疯子。吃饭前在胸前划十字,早晚做祷告,那时在我看来是非常荒诞的行为,但我不久就发现
李安祥一点也不疯。他每天都争着做倒便桶、打水的脏活、重活。有天他一个人细细摸摸准备了一大把抹布,然后走到每个围在地中木桶边打牌的人身边,请他们坐在床上去。他在对一个靠近我的打牌的人说话时,我隐约听见他说“今天是洗地的日子。”罗钢轻声对我说,李安祥每个星期要抹一次地板。我走过去问他:“我帮你的忙?”他和蔼地说:“你们都坐到床上去,我一个人就够了,有上帝助我。”我坐到床上后,罗钢小声说:“他是信教的,每次
有人要帮忙,劝他别对自己太苛刻,他总是说‘上帝要我来吃尽人间苦,拯救我的灵魂’。”牢房的地是用三合土(沙、泥、石灰)做成的,洗起来很不方便。李安祥先用水冲一遍,然后用抹布一点点把水吸起来拧在空便桶里。然后再用干净水冲,再用抹布吸干,把脏水拧在马桶里。他这样重复三遍后,黑糊糊的地就变成红亮干燥的地了。李安祥蹲在地上干一两小时后,整个房子里似乎都亮了很多,空气也好了一些。当时的中国,大家对环境都没有高要求,李安祥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保持着对尽善尽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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