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场做官秘诀：逢迎巴结,不怕难为情.docx

林同济《文化形态史观》曾举出不少官诀,其文云:“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标榜、拉拢、结拜、联襟,亦手腕也。排挤、造谣、掠功、嫁祸,又手腕也。如何模棱,如何对付,如何吹牛,如何装病,形形色色,无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态,一切皆做假。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话,说假也。做官样文章,写假也。官场的道德,假道德也。官场的事务,假公济私的勾当也。”这些官诀在清代官场上是一应俱全的。    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其实,做官也有做官的诀窍,也需要“修炼”。掌握了官诀,就能仕途畅达,官运亨通;否则不但不能升官,反而可能丢官、掉脑袋。清代官吏“修炼”出不少官诀,这些官诀对于清代的吏治官风起过非常恶劣的腐蚀作用。 1、多磕头,少说话身历乾嘉道三朝的显宦曹振镛是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官诀的典型。曹历任三朝大学士,备受皇帝恩宠,死后还获得“文正”的谥号,并入了贤良祠,真可谓官运亨通,载誉后世。但他获得这样的高位和殊荣,并非因为他干过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而是因为他精通“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清人朱克敬《瞑庵二识》披露其自白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便是曹振镛自己概括的“身名俱泰”的秘诀了。曹振镛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还向门生后辈加以提倡,甚至告诫那些专负纠弹之责,本应“多说话,不磕头”的御史也行此官诀。《瞑庵杂识》记云:“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这些御史听了曹振镛的话,都“循默守位”,能不说就不说,得过且过了。曹振镛一方面向门生后辈传授磕头秘诀,一方面又向皇帝献箝制大臣之策。他曾向昏庸的道光皇帝献策说,对臣子们“指陈阙失”的奏章,可“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使臣子们感到天子能“察及秋毫”,便更加恭顺听话了。于是道光帝吹毛求疵,闭塞言路,“奏章中有极小错误,必严斥罚俸降革”。结果,“中外(朝野)震惊,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臣子们全成了“多磕头,少说话”的庸碌之辈,所上奏章也“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报喜不报忧了。太平军起事时,大臣们互相隐讳,直到许多名城被攻克,才不得不上奏。对于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有人指出:“皆振镛隐蔽之罪有以成之。” 2、圆滑趋避之术封建官场常常是不平静的。同僚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轧,政局变幻莫测,都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因此,久历官场的人便揣摩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做官诀窍。靠此便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从而顺利地做官升官。清代官场上这种做官诀窍甚为流行。清初官场上的普遍观念是: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晚清吏风败坏,政局多变,圆滑趋避之术更加流行和精微。身历咸同光三朝的显宦王文韶是精于圆滑趋避之术的典型。王文韶曾做过很多高官,在地方上做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在朝廷做过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可谓官运极佳。他做官的诀窍就是遇事圆滑模棱,明于趋避。因其圆滑模棱至极,所以被人讥为“琉璃球”、“琉璃蛋”、“油浸枇杷核子”。王文韶圆滑的一个具体表现是遇到重要问题需要表态时,推三躲四,装聋作哑。李伯元《南亭笔记》讲到一件事,很能说明:王文韶入军机后“耳聋愈甚”,一日,二大臣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