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笔直书中国历史上,皇帝的权力一向至高无上,但有一种官员每天跟随在皇帝身边,随时记录皇帝的言行与得失,皇帝却不能随便阅读这些记录的内容。这种官员就是史官。在中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史官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记录和编撰历史。为了完成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有时史官要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但他们不屈不挠、秉笔直书,为后世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据《春秋?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春秋时期,齐国大臣崔抒与齐庄公为争夺美女发生矛盾。崔抒借机杀死齐庄公,自己做了道:“崔抒弑其君”。崔抒不愿意留下弑君的恶名,下令把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接任太史,仍然写道“崔抒弑其君”,又被杀了。太史的二弟继任,还是这样写“崔抒弑其君”,又遭杀戮。太史的三弟继续担任太史,仍旧这样写:“崔抒弑其君”。崔抒颤栗了,他想正直的史官是杀不绝的,只好作罢。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被杀,惟恐没有人再敢直书其事,便带上写有“崔抒弑其君”的竹简向宫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实记录没有被杀,就回去了。齐南史的不畏强暴,秉笔直书,几千年来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官的典范。与这几位正直的史官相比,西汉的司马迁毫不逊色,他不但秉承了“秉笔直书”的实录传统,而且忍辱负重,发愤著书,为后世留下一部辉煌而浩大的历史著作,不愧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出生在西汉一个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在京城长安担任太史令,他是一位学问渊博、目光远大的史官,立志要编写一部宏伟的历史巨著。在父亲的熏陶下,司马迁从小就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10岁开始跟随两位博学的高师孔安国和董仲舒学习古代典籍。20岁时,司马迁从京城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他考察历史遗迹,采集传说故事,凭吊古代先贤。在会稽(今浙江绍兴),他探访大禹的遗址;在沅、湘水滨,他凭吊诗人屈原;在鲁国,他拜谒孔子的庙堂……通过这次漫游,司马迁掌握了编写史书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司马迁35岁的时候,父亲在洛阳一病不起,临终前拉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辈是周朝的史官,已成累世家学。后来咱们家一度衰落。你如果能再做太史令,那就可以完成编订史书的大业……”司马迁泪流满面,低着头对父亲说:“儿虽然不成材,但一定能继承先辈的事业。”不久,司马谈就去世了。三年后,司马迁果然继承父职,做了太史令。朝廷上,他一丝不苟,详细记录下君王朝臣的一言一行,严格履行着史官的职责。私底下,他却时时牢记父亲的遗愿,决心写一部贯穿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巨著。司马迁废寝忘食,刻苦攻读藏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开始着手撰写《史记》。正当司马迁雄心勃勃撰写史书的时候,不想祸从天降。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辩解的话,不想触怒了汉武帝,把他投下大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并判处司马迁“诬上罪”,处以死刑。按照汉代的规定,判为死刑的人有三种选择:第一,伏法受诛,就是等着被处决;第二,以钱赎命,就是交出来五十万,可以免死;第三,接受宫刑。当时,司马迁俸禄不多,拿不出这么多钱赎买自己。接受宫刑,是最耻辱的一种选择。但是如果接受死刑,那么多年的心血就要付之东流,父亲的遗愿也就无法实现。司马迁在绝望中只好选择接受宫刑。宫刑,既是对身体,更是对人的精神的极大摧残。受到这样的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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