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定窑瓷器的初步研究.doc

金代定窑瓷器的丰富发现,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定窑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也使金代定窑的生产情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在广泛搜集相关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考古发现的金代定窑瓷器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对其行销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
    历来在关于定窑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强调定窑生产的鼎盛时期是北宋晚期,尤其是宋徽宗时期。这种观点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往往忽略其他时期定窑的发展,而且常把一些精美的刻划花、印花定瓷作品都归于北宋晚期。近年来,随着金代和南方南宋墓葬及其他有明确纪年的遗址中定瓷的不断发现,金代定窑瓷器的生产情况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定窑》一书中,充分利用金代包括南方南宋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金代定窑瓷器的资料,从原来归于北宋晚期的定窑瓷器中划分出了不少的金代产品。这种研究方法在窑址资料缺乏的情况下,为我们研究金代定窑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也为后来研究定窑的学者们所广泛采用。
一、金代定窑瓷器的考古发现情况
    窑址地层资料的缺乏是人们对定窑的研究停滞不前的主要因素,许多问题无法深入探讨,人们在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和观点时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为自己留有余地。各地金代遗址中定窑瓷器的考古发现资料相对要丰富得多,且纪年资料也较多,这毫无疑问为金代定窑瓷器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标准器。发现金代定窑瓷器的遗址、遗迹包括有绝对纪年的墓葬、有钱币出土可供年代参考的遗址以及非纪年墓葬、窖藏、古城址、水井等(见表一、表二、表三)。
  纪年墓葬是研究瓷器绝对年代和分期断代的有效的重要资料。目前发现的出土有金代定瓷(包括南宋范围内)的有绝对纪年的墓葬有16座(表一)。另外,河北曲阳定窑遗址金代纪年印花模子的发现,为金代定瓷的研究提供了绝对的年代资料。
    宋、辽、金时期货币使用较为混乱,尤其是金代多使用辽、宋旧钱,因此这一时期出土的钱币是不可以作为墓葬纪年标准来使用的。但是,遗址中出土的钱币仍然可以作为判断墓葬年代上限的参考资料,特别是如有金代钱币出土,则可以确定遗址的年代为金代以后无疑(表二)。
  宋、辽、金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形成了独特的瓷器窖藏现象,这些窖藏中发现了不少定窑瓷器。出土有定窑瓷器的窖藏集中发现于金代晚期的北方地区,最重要的是吉林农安窖藏和山东临淄窖藏,南方则在四川地区有所发现。山东临淄窖藏的原发掘者依据曲阳定窑窑址的调查和试掘资料,将其年代推定为北宋晚期,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从其装饰风格看,应该是金代的产品。
    四川地区窖藏中出土的定窑瓷器,以往学者多认为是北宋晚期的产品。但定窑瓷器在南宋窖藏中的发现并不是个别现象,而且同一类型的瓷器往往会同时有多件出土,体现了商品的特征,毫无疑问它们反映了当时瓷器的使用和流行情况,出土的瓷器和窖藏的年代在时间跨度上也不应该很长。
    在以往人们定为辽代的墓葬中,有一些现在看来应该属于金代,这些墓葬中也出土有定窑瓷器。北京丰台镇桥南发现的石椁墓出土了一批定窑白瓷,冯先铭、谢明良、穆青等诸位学者都将其作为北宋中期定窑瓷器的重要资料来进行研究[8]。但是近年来,学者们对这座墓葬的年代不断提出新的看法,认为这种由六块大石板组成的石椁墓为金代墓葬的一种典型形式[9]。刘涛先生也将这座墓中出土的定瓷划入金代[10]。日本学者推测墓中伴出的白瓷水注应属11世纪中期产品[11],但从图片资料看,它和山西大同南郊金正隆四年(1159年)壁画墓中出土的白瓷水注的造型和风格很相似[12],而且墓中所出定窑刻花白瓷也是金代常见的风格。结合墓葬形制及出土瓷器风格等,这座墓葬的年代应为金代。
  金代古城址中定窑瓷器的发现更为普遍(表三),可见在金代定窑瓷器的使用是非常普遍和流行的。
二、器物型制分析
    定窑瓷器以碗、盘、洗、钵、碟类占绝大多数,考古发现的金代定窑瓷器中更是以碗、盘为大宗,越到晚期碗、盘的数量越多。
   (一)平底碟
    敞口、斜直腹、大平底造型的平底碟是定窑的传统造型之一,多发现于辽、金统治下的北方地区,南方地区也有少量发现。目前所见最早出土这种平底碟的纪年墓葬是北京辽天庆三年(1113年)丁文墓[13],属于辽代晚期的河北涿鹿壁画墓以及辽宁朝阳重型机器厂辽墓[14]中也有发现。更多的平底碟则发现于金代的墓葬和遗址之中。
    1、刻花(包括素面)平底碟
    刻花纹饰基本上都是内底饰单枝莲花配以茎叶的纹饰布局,为北宋晚期以来的传统造型,在金代前期依旧兴盛,且造型规整,纹饰精美。北京海淀区南辛庄M1、大同南郊金墓M1(图一,1)、内蒙古敖汉旗金墓、北京通县M2、内蒙古昭盟巴林左旗林东镇金墓、北京先农坛金墓(图一,2)、辽宁朝阳金墓、吉林农安金代窖藏、辽宁清原窖藏、山东临淄窖藏、辽宁铁岭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