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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
王晓明
1988年盛夏,在中国大陆十几家报刊大字标题的簇拥下迅速展开的那一场“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早已在第二年深冬,从那些报刊上更为迅速地消失了。但是,它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那些提向跃跃欲试的“重写”者的问题,却越来越显得沉重。譬如说,要重写文学史,总是因为重读了文学史,而且读出了与众不同的新东西。它们是什么呢?你对过去的文学史描述过的那些文学现象,自然会有新的理解;但这样大喊大叫要“重写”,总不会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吧。除了前人已经注意到的那些文学现象,是否还读到了另外一些现象?倘若这不仅仅是指几篇佚文或几部佚书,那它们又是什么?平心而论,这并不是那场讨论提出来的最为迫人的诘问,但它却是“重写”者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倘若今天我们还不能回答它,“重写文学史”就很可能会变成一句空话。
    每当看见“文学现象”这四个字,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文本”,那由具体的作品和评论著作共同构成的文本。这当然不错,文本正是文学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但是,它不是推一的部分,在它身前身后,还围着~大群也佩戴“文学”徽章的事物。它们有的面目清楚,轮廓鲜明,譬如出版机构、作家社团;有的却身无定形,飘飘忽忽,譬如读者反应、文学规范。它们从各个方面围住文学文本,向它施加各种各样的影响。在许多时候,这些影响是如此深人,你单是为了看清楚文本自身的意义,也不得不先花力气去辨识它们。当面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候,这一点似乎尤其明显,如果没有《新青年》杂志,没有文学研究会和它的机构刊物《小说月报》,五四新文学的诞生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可惜的是,我读到的那些现代文学史著作,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香港、台湾出版的,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文本以外的这些现象。尽管它们大都是从《新青年》开始叙述的,讲到《新青年》之后不久,也都会用相同的篇幅去介绍文学研究会,但是,它们却往往只满足于列举《新青年》上刊发了哪些文章,文学研究会成员又写了哪些作品,结果还是只看见文本。连杂志和文学社团这样已经被“写”进文学史的现象,最后都会在事实上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其他那些压根儿就没有被提及的现象,就更不必说了。
    因此,我今天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就特别要注意那些文本以外的现象。也是重读《新青年》,却不仅读上面发表的那些文章,更要读这份刊物本身,读它的编辑方针,它的编辑部,它那个著名的同人圈子;也是重看文学研究会,却不仅看那些会员写了哪些作品,更要看那个社团本身,看它的发起人名单,它的组织机构,它的宣言和章程。我想看清楚这份杂志和这个社团是如何出现,又如何发展;它们对文学文本的产生和流传,对整个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究竟又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陈独秀在1915年9月创办《新青年》的时候,国内局势正是一团糟。辛亥革命胜利才四年,中央政权已经完全落人北洋军阀的手中。南方的革命党人想通过政治斗争来制约袁世凯,结果是大失败;又进行武装反抗,“二次革命”,结果输得更惨,连陈独秀这样只是在反袁斗争中呐喊几声的人,也被迫流亡日本。他可是个不服输的人,一有机会返回上海,就要和军阀专制再斗一场:以政治和军事方式斗不过,就用思想文化作武器,唤醒一代青年人,把整个传统都推翻了,看你还能站得稳身?正是这个明确的功利动机,决定了这份月刊的基本面貌:它是继政治、军事之后的第三种战斗武器,所以内容侧重在思想和学术,甚至在创刊号上宣布:“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它是编给青年人读的,所以刊名叫《新青年》。
    陈独秀这样的动机,在当时投身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中间,似乎是相当普遍的。1916年以后陆续参加编辑《新青年》的几位主要人物;几乎都和陈独秀不谋而合。李大钊说:“时至今日,术不能制,谋遏洪涛,昌学而已”,思路几乎和陈独秀一模一样。胡适回忆说:“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在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离开是为了更好地返回,从非政治的因子入手,目的却还在政治上面,这就把他们那份深藏的政治动机,表达得更明白了。
    当然,编辑部同人也有分歧。你说离开政治是为了返回政治,可何时返回,怎样返回呢?陈独秀性子最急。他当初声明不谈政治,实在是不得已,北洋政府明文规定,所有出版物都要送警察局审查,你怎么能批评时政?可是,随着袁世凯病亡,北洋军阀分裂,
    政府的文网日渐松弛,他又按捺不住,想用纸笔重新介人政治了。在《新青年》三卷五期的通信栏中,他就明白说:“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家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站在他对面的是胡适,他显然更重视思想学术对政治的间接影响。因此,他反对那么快就返回政治,就在陈独秀越来越想让《新青年》发挥直接的社会政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