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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与中国基础教育信息化
陈海洋
一、导言
北京时间11月10日23时38分,这是一个必将载入史册的时刻。卡塔尔首都多哈,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主席卡迈勒先生手中木槌“嘭”的一声敲下,中国终于迈进了WTO的门槛。
舆论认为,如果说1971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从此登上世界政治大舞台,那么30年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主流。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充分展示了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积极姿态。
中国入世,是一个漫漫长征的终点,也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征程的起点,必将对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也无疑会对中国的基础教育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WTO对中国基础教育的冲击与挑战
国务委员吴仪指出:“入世后,我国将更全面地发展开放型经济,一是在一定范围、一定领域内有限的局部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开放,二是政策性的开放变为法律框架下面可预见的开放;三是由单方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WTO成员间双方的、相互的开放。”
以教育变革与发展的规律推论,经济活动的变革迟早都会折射到教育活动中来。因此伴随着入世后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快,中国的基础教育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入世前,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主要是受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变化的影响,入世后,则将同时受到外部力量的作用,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将通过WTO这一特殊环节对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带来更全面、更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
1、教育观念将受到彻底冲击。
作为中谈判代表、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指出,我们15年的谈判,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圈中平等的一员。为此,我国政府作出两项重要承诺,一是按国际通行规则办事,二是向全球开放中国市场。以此为背景来打量我国的基础教育,不难发现,我国的基础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几十年来形成的计划经济的浓墨重彩(应试主义倾向即为其标志性表现之一),因此若要能很好配合中国政府上述两项重要承诺的精神来行事,恐怕是困难重重。入世后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开放,新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念及扑面而来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必然要对与计划经济时代相伴而生的传统教育观产生猛烈冲击。WTO所要求的“互惠原则
”与“非歧视原则”这两条基本原则,将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基础教育的目标观、质量观、师生观、教学观、人才观、道德观、效益观、评价观等一系列人们早已驾轻就熟的教育观念体系。 WTO现已成了各行各业(包括高等教育)的热门话题,而基础教育界相当数量的官员、校长、教师竟然可以波澜不惊,安守计划经济体制赐予的铁饭碗,乐观卧榻之畔“毫不关己”的酣战,这不寻常的宁静本身就意味着中国的基础教育必将要面临一场来势凶猛的观念风暴的冲击与洗礼,无人能得以幸免。
2、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增强。
WTO的本质是契约,它以议定的协议范围来限制各成员国政府。换言之,WTO约束的对象是各成员国政府。WTO协议不仅约束各成员国政府的贸易政策措施,同时也将一整套市场经济的既定规则与惯例推广到所有成员国政府的管理规范之中。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迈克·穆尔说:“中国入世意味着它加入了以规则约束为基础,通过相互协商达成共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加以实施的这样一个组织。”此话的意思很明显,即中国政府必须象WTO所有成员国政府一样,政府的行为、活动都要应该以WTO的规则为坐标。从某种意义上说,“入世”不是一个产业概念,而是一个体制概念。无怪乎有识之士谓,受WTO冲击威胁最大的应是现有政府管理体制。这尖刻之语的外延自然包括管理基础教育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因此,入世首先就是政府行政部门及管理体制的入世。大势所趋,与同我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一样,基础教育的体制结构也必须遵循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面向WTO作适应性调整。例如办学体制应进一步面向市场,办学主体应更加多元化,民办教育和国际合作办学应进一步发展,现行学校体系僵化落后的运行方式应彻底改变等等。这一切,显然要求各级政府部门的教育管理体制同步变革。
3、人才标准的国际化趋势。
入世,对任何国家来说,首先都意味着要参与广泛的国际竞争。这种竞争不仅更加激烈,而且也更加多样化。因此,入世后的中国只有培养出数以千万计的适应WTO需要的创新型人才,才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立于不败之地。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所以有人说,中国入世后面临的挑战,都可归结为对中国培养人才的适应能力的挑战。如果基础教育仍旧像过去那样崇尚“应试教育”,就很难指望培养的学生能适应WTO的规格要求,这就意味着面临WTO挑战我国基础教育竞争的失败。
WTO使得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