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抗战文化发展研究.docx

桂林抗战文化发展研究在中国抗战文化史上,抗战文化得以蓬勃发展并取得卓越成效者非延安与桂林莫属,素有“北有延安,南有桂林”的美称。延安是中国革命的中心,抗战文化得以轰轰烈烈的开展自不必说。研究国统区的抗战文化,重庆是抗战文化中心之一,但是它当时毕竟是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其政治控制和思想控制远比其他地区严重得多。然而,桂林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相对宽松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必然成为当时抗战文化的一支奇葩。正如胡愈之所回忆:“1938年武汉撤退之后到桂林比在重庆还‘自由’些,不像重庆那里国民党公开捕人,广西还文明些,不公开反动。桂系和蒋介石有矛盾……广西地方上政治空气还比较好,出版、宣传都可以适当进行,所以就成为国民党大后方的抗日文化中心。”[1]这两大抗战文化中心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呼应互动中推动抗战文化运动的有效开展,取得的丰富经验值得研究并借鉴。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桂林抗战文化发展的首要因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桂林抗战文化发展的灵魂,桂林抗战文化经过中共南方局和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得以开展和蓬勃发展。事实上,建设抗战文化队伍必须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也决定着抗战文化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由此,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改建党初期对待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的错误政策,明确提出了“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2]的观点,甚至制订了与国民党“抢”知识分子的政策,因为“抢得慢就没有了”[3]。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中详细规定了对待文化人的具体政策。该指示指出,一定要“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应联盟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使他们的才力能够充分的使用,使他们写作的积极性能够最大的发挥”[4],同时,“力求避免对于他们写作上人为的限制与干涉。我们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4]。周恩来曾三次到桂林,首先争取桂系对抗战文化的支持,从而为文化人开展抗战宣传创造了前提条件;其次,十分重视关心文化人的生活和安全问题;再次,组织并领导救亡团体,从而巩固并扩大了广泛持久的桂林文化界统一战线。桂林尽管是在国统区,但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却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里。这在当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这是因为中共非常巧妙地融合各种抗战文化资源, 注重团结各阶级、阶层、爱国民主人士和国外侨胞,还包括反战的国际民主人士,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和进步文化,使其成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主流。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是中共在桂林开展统战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核心组织,巧妙地利用国民党中央与广西地方之间的矛盾以及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隔阂,巧妙地采用灵活多样的文化形式和体裁,卓有成效地在迂回曲折中开展抗战文化运动。尤其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桂林出版物的审查制度像在整个国统区一样变得更为严厉。于是桂林进步文化人在中共领导下,更需要以巧妙方式应对,他们多以杂文形式或以历史题材小说、戏剧形式表现时代心声,因为这样容易通过“书审”。正如田汉所说:“有许多东西是不能正面去写的,不得已只好借重历史事实反映今天的事件。”[5] 二、在抗战文化发展过程中锻造了一支生机勃勃的文化队伍由于战时的特殊情势,桂林集聚了大批文化人和青年学生,从而具有了一定规模,所以才称得上“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6]毛泽东所说的“鲁总司令的军队”就是指以鲁迅为旗帜的“文化的军队”。由于当时桂林处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大批文化人从上海、武汉、长沙和粤港等地汇聚到桂林。据统计,从1938年10月到1944年6月,先后内迁到桂林的文化人士多达1000多人,其中比较知名的文化人士近200人[7]。之所以说这是一支生机勃勃的队伍,是因为他们积极为抗战救国鼓与呼,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抗战运动的进程,而且他们自身也在抗战文化发展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实现了“改造者被改造”,从而把自己锻造成了一支生机勃勃的具有先进思想的文化队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抗战时期,这些文化人尽管身份来源各异,教育背景不一,思想信仰、政治信念有所不同,但在延安和桂林两地的抗战文化运动中,爱国主义这面旗帜把这些来自各阶级各阶层文化人和青年学生以及广大民众凝聚起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成为推动抗战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力量源泉。二是他们在抗战文化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坚定的革命文化观。近代的中国,历经磨难。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历史使命感的文化人在苦闷彷徨中看到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从中看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的前途,找到了解救中国的武器——马克思主义。而且,国民党的专制和不抵抗,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恶,更加坚定了文化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三是具有艰苦奋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