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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沈从文与张承志小说中生态文化书写的异同黄蓉徐夏敏(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南省、长沙市,410082)摘要:同处于二十世纪现代性转型期,沈从文与张承志不约而同地选择“边地”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书写来思索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精神建构的生存意义。回归奇妙而人格化的边地风情,以此展现人性之美,体现着沈从文与张承志生存的悲悯体验和对生存意义的探索。关键词:沈从文;张承志;少数民族;边地书写;生态文化。中图分类号:I2文献标识码:A沈从文,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乡土文学代表作家;张承志,20世纪八十年代寻根文学代表作家。两者虽则没有文化上的直接传承意义,但沈从文的《边城》与张承志笔下的《黑骏马》,分别是神秘湘西和蒙古草原这两片“边地”的隐喻性符号,也是牧歌式情调的生发地,可见在自己极富田园牧歌情调的小说中,两位拥有少数民族文化背景的作家不约而同对同一个重要的命题展开了紧张思考:对中国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如何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来弥合或建构国民逐渐丧失的生存家园和精神故乡?现代社会中人如何与自然、与人、与自我和平共处?钱穆先生认为人类文明可以分为三种: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1]海洋文明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产生了商品经济,而另两种文明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下保持了自身的文明特点。湘西作为农耕文化,代表着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宁静美好的人际氛围,而蒙古作为游牧文化,代表着信仰的宽宏和精神的坚忍。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化只是作为一种边缘性文化形式存在,而实际上“少数民族的文化是真实的文化,质朴的文化、生气勃勃的文化。”[2]因此,通过民族精神中的文化信仰来塑造“生命神性”,凸显了两位少数民族作家对转型时期“人”本身精神的关注,也表达了现代化进程中对“人”的信仰建构和“纯文学”的无功利态度的思考。一、回归传统的“边地”生态文化书写尽管所处的社会政治语境不同,地域不同,但沈从文、张承志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顾“边地”故乡来进行对现实文化的反思,故乡作为一个稳定存在的文化系统,是他们笔下对于现实的对立面。《边城》和《黑骏马》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有着和谐统一的浪漫审美,在人与人关系上有着宗教信仰般对苦难的诗意消解,在人与自我精神世界关系上体现了作者对人本身存在的悲悯和对人生存意义上的思考。在生态意义上“生态文学指诞生于工业化进程中造成的现代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背景下,通过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来反映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等关系,表现人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及其背后深层次的精神生态危机,对整个生命系统中处于存在困境的生命进行审美观照和道德关怀,呼唤人与自然、他人、宇宙相互融洽和谐,从而达到诗意存在的文学。”[3]由此观之,沈从文与张承志的作品具有一定的生态文化含义。沈从文以理想化湘西世界起步来探索精神品格重建,到张承志在寻求精神力量的时候,与沈从文的审美风格不谋而合。自然物象成为他们作品中主要的叙事对象和背景,具备了某种人的精神力量。在《边城》和《黑骏马》中,自然是主体抒情的对象和人格完善的启迪物,包含了一切自然人与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的调和,这种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审视,实际上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人精神关系形态的一种文化上的探寻。作为少数民族作家,他们作品中的共同底色便是对自然的回归。《边城》与《黑骏马》是沈从文与张承志从心底生发出的理想回忆,其中的自然镜像贯穿着作家的生活经历,蕴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