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修辞学.doc

当代西方修辞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修辞学研究领域的扩展、修辞实践规模的壮大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修辞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上面,主要有如下三个特征:其一,当代西方修辞学对修辞的本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为恢复修辞学的地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成为当代修辞学发展的一股动力;其二,哲学家、修辞学家努力地修补自柏拉图以来修辞学与哲学的分离,大大地巩固了修辞学的学术地位;其三,重新认识了修辞的作用,把目光投向社会,力图从修辞的角度去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使人类摆脱现代社会的种种困扰。修辞学理论的更新和深化扩大了修辞学的视野,为修辞学的跨学科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领域。这门已经衰落了100多年的古老学科重新出现生机,引起诸多学科的关注。关于修辞本质的讨论———为修辞学正名对当代西方修辞学影响最大的是新修辞学运动。在上世纪的50-60年代,由于受到理查兹(IARichards)和伯克(hBurke)等人的修辞学思想的影响,西方修辞学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当时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修辞本质的认识问题。修辞学究竟是什么?是柏拉图所说的“讨好听众的雕虫小技”呢?还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劝说手段呢?不管怎么说,修辞学在古人的眼里都有着浓厚的诡辩色彩,充其量也只是“小技”而已。新修辞学在理论上证明了修辞是人类固有的行为,融化在人的血液里,体现在人的行为中,人是修辞动物。这就是当代的修辞观,新修辞学就新在这里(Lucaites,1999:7)。自古以来,柏拉图就被认为是修辞学的大敌。尽管当代修辞学已经证明,柏拉图当初之所以排斥修辞学,是因为他鄙视修辞学的实践性,以示他捍卫“理想修辞学”的纯洁性,但诡辩论的紧箍咒从此就一直套在修辞学的头上。亚里士多德为了挽救“好”的修辞学免受糟蹋而建立起来的古典修辞学体系,在其后绵延2000多年的历史中,在学术领域占有不容置疑的地位。但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把修辞活动当作是劝说与诱导的艺术,用于说服他人,使他人的信仰与行为服从于自己的意志。修辞学因此不免被涂上一层不和谐的色调,多少世纪以来,浮浮沉沉,几度辉煌几度衰落。综观修辞学的整个历史,修辞学即使不被认为是诡辩论,也被认为只是演说或写作的工具,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或者添加剂,并不是人类交往中固有的东西。当代修辞学观念更新,修辞不再是话语的附加物,修辞不仅是所有人类交往中生来就有的,而且活跃和制约着人的思想与行为(Ethninger,1982:8)。人类具有独特的、运用符号传递经验的本领。这种符号不像低等动物交往中使用的标记与信号,它不只是特定时间、特定地点里世界状况的报告,而且是人类自己形成的、甚至在没有刺激的情况下也能接受的世界画图与概念。符号不直接与现实紧密相连,而是介入人为代表,所以用于叙述或表达思想的符号或多或少取决于使用符号的人有意识的选择。人就其本质而言是自动地把经验转为对等符号的生物。总而言之,人类不仅被修辞包围,而且受到修辞的约束,与修辞密不可分(Ethninger,1982:9)。新修辞学关于修辞本质的观点使人们对修辞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古往今来人们的偏见,为修辞学平了反。随着人类被重新界定为一种修辞动物的观点被普遍接受,长期笼罩在修辞学头上的阴云消散了。尽管修辞仍有好坏之分,但修辞活动本身不再是虚假的、有害的,不会使劝说者或被劝说者堕落,丧失人性;相反,修辞学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