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西学与洋务清朝乾隆时期实行海禁与禁教,中华古老文明失去与西方文明全面接触的机会,在欧美进入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时,中华文化却不可避免地陷于故步自封的衰落中。近代以来,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其实是整体性的。租界生活展示了西方生活的全部,宗教往往被视为文化的核心,西方将“中国基督教化”的努力首先就意味着“心”的“置换”。但是,他们所面临的是拥有悠久历史与成熟文明的国家,文化输入的过程常常伴随着血腥、硝烟。文化交流的过程充满着文化的冲突、误读、扭曲、变异。对于文化传播的接受一方而言,对外来的整体文化的识别却可能是片断的、有选择的。近代中国在枪炮声中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起点是“坚船利炮”,甲午战争以前中西之间的交流,都围绕着这个目标。然而,追求军事实力的结果仍以军事惨败结束。历史证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甚至无法满足军事现代化的开支,官办工商业也难以实现以富求强的目标。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依然曲折漫长。一、炮舰下的开放1、战争与条约自实行海禁以来,广州是唯一的通商口岸,维持着对外贸易的畸形繁荣。中英贸易占广州的外贸总额的80%以上。工业革命促进英国经济发展,使它急于打开世界市场。1793年,时值乾隆80寿辰,英国派遣专使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华,欲以祝寿为名要求清廷开放国门。在热河行宫,马戛尔尼谒见乾隆,礼部官员令他下跪。马戛尔尼深感奇耻大辱,又不得不委曲求全。乾隆龙颜大悦,以为小小蛮夷臣服我“天朝大国”。谁知马戛尔尼念过颂辞后,便提出通商、减轻税率的要求等。乾隆很不高兴:“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招待英使团耗资巨大,但马戛尔尼使团却根据所见所闻,发现了中国官员的腐败和国家积弊。1816年英国政府派出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前往中国,要求通商权和驻使北京。嘉庆皇帝一样依然沉浸在“怀柔远人”、“夷夏之辨”的旧梦中,依然视之为“贡使”、“贡船”,已存心要绝其口岸贸易之“妄念”。皇帝坚持觐见时要行三跪九叩,英国使团内部,对是否采权宜之计服从清政府的要求曾有分歧,但坚决拒绝三跪九叩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负责接待的清廷官员却谎称英国人已接受此种待遇。嘉庆皇帝已登殿准备接受叩拜,但英国使者却拒绝行礼。原本怀着改善中英关系而来的英国使团,结果是恶化了双边关系,英国政府也认定清王朝的冥顽不化,从此,英国政治外交的努力逐步被以武力打开天朝大门的方针所取代。1832年,美国第一个派往中国的使节罗伯资到了广州,中国政府命令他马上离开,他呆了6个星期,到暹罗(泰国)签定了不带有领事裁判权的通商条约。这以后,美国虽然没有英国那样明确的武力企图,但他们对中国的失望却也与英人无异。鸦片则是中英之间战争的导火索。从正当的贸易中无法获得超额商业利润,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商向中国贩卖鸦片。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从1767年的200箱增加到1837年的39000箱。在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偷运进华的鸦片不下427000箱,中国流失银元三至四亿。鸦片商人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中国人却从中深受其害。清政府内部,对鸦片问题有所谓“弛禁”、“严禁”的不同意见。随着鸦片的泛滥,后者占了上风。1839年3月,林则徐到广州禁烟,要求外商上缴所存鸦片,并具切结“永不携带鸦片,否则一经查出,人尽处死,货尽没收。”5月24日,英国领事义律带领英国商人离开广州,抗议无理拘禁广州外侨,强迫外侨以财产缴官等等。1839年9月,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虎门与中方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告诉林则徐的代表,英国强大中国是打不过它的。中方则以“打仗不怕”回答。同意发动战争是在英国的议院正式通过的,尽管只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却从此要在战火硝烟的笼罩下进行。西方兼任了“老师兼敌人”的双重角色,文化交流的使命也多附加在政治救亡的重负之后。鸦片战争是一场力量十分悬殊的战争。英国方面充分展示了现代军事武器的残酷。中国的大刀、弓箭,则在西方的大炮、军舰、步枪之下望风而倒。鸦片战争中,美国舆论多数倾向于同情中国,认为英国以武力输入鸦片不当,是英国发动的非正义的战争。但美亚当斯(JohnAdams)认为,中英两国真正的争执不在“鸦片”而在“磕头”,在于中等地位。林则徐在中英矛盾中了解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后,曾想以夷治夷,建议免征美国商人的进口税,使“米夷”与“英夷”对抗。但美国商人不但不同英国人对抗,反而提出来外国使节驻北京,确定税则、赔偿外商贸易损失的要求。这是现代国际外交规则同中国传统以夷制夷的观念与实践的碰撞。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被迫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这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等条约,中国被迫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宁波、厦门、福州、上海为通商口岸。以后陆续签定的一系列条约使中外关系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1844年7月的中美《望厦条约》规定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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