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神学:回应挑战的入世之路2010年04月28日南风窗文章摘自《南风窗》2008年第11期作者:李欧核心提示:一方面,他们在与各种有重大影响的非基督教的思想流派的对抗中,吸收对方的思想,并以此作为资源来发展自身。另一方面,积极“入世”,关注地球上发生的各种类型、各种性质的重大事件,主动进行干预,甚至某些杰出成员以殉道者的身份为之牺牲也在所不惜,如马丁·路德·金、朋霍费尔、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牧师们,从而,扩大和深化了基督教的影响。从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以来,基督教节节退却,先是失去了世俗的权力,真的成了“恺撒的归恺撒”,行政权只能施行在梵蒂冈这弹丸之地;接着在汹涌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夹击下,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影响力也江河日下。于是,19世纪的尼采庄严宣称:“上帝死了。”而时至20世纪,尤其20世纪后半期,基督教似乎重新恢复了生气。据《2001年度世界宣教工作统计表》记载,全世界总人口中约有33%是基督徒,其中积极分子——所谓能认真承担“基督之伟大使命”;当年为基督教事业的捐款达2800亿美元,,,关于福音、……这些数字的准确性有待考察,但在这科学高度昌明、“以人为本”是世界性的主流意识的时代,基督教居然仍能保持发展到这种规模,令人叹为观止。其原因,首先,无论怎样,当今居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之上的。英国诗人艾略特曾经断言:“如果基督教不存在了,我们的整个文化也将消失。”在一定意义上,西方文化就是宗教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其次,在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形下,基督教的思想家以及神职人员积极地调整宗教策略、改革宗教观念,来适应新的文化境域。一方面,他们在与各种有重大影响的非基督教的思想流派的对抗中,吸收对方的思想,并以此作为资源来发展自身。另一方面,积极“入世”,关注地球上发生的各种类型、各种性质的重大事件,主动进行干预,甚至某些杰出成员以殉道者的身份为之牺牲也在所不惜,如马丁·路德·金、朋霍费尔、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牧师们,从而,扩大和深化了基督教的影响。人本主义的“傲慢”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浪潮构成了对基督教的直接威胁。20世纪的很多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却试图整合人文主义思想,并以此来发展神学思想。马里旦在《整体的人文主义》一书中,旗帜大张地宣扬“基督教人文主义”。布洛克则认为人文主义思想与基督教思想并行不悖,而且还有大量的可融合点。尼布尔(ReinholdNiebuhr)和马丁·布伯(MartinBuber)更进一步指出,在市场经济和功利主义的冲击下,人文精神已经大大衰落,而宗教则有助于人文精神的重建。当然,他们对人文主义并非全盘照收,而是深刻地揭示出人文主义内在的悖谬和外在的困境,从而彰显宗教思想的神圣性。被称为“战后最富有影响力的宗教思想家”的尼布尔对“终极信靠”的思考就是典范例子。他认为人文主义把“终极信靠”放在人身上,如“有充分教养的聪明人”,“发扬理性的知识分子”,“纯洁又有热情的青年人”,或“朴素而不会剥削他人的无产阶级”等等,但是,历史显示,这些形形色色的“终极信靠”都令人失望。“人性中没有任何生机是不会枯竭的,没有任何美德是不会腐败的”,尤其在拥有权力后,道德英雄纷纷落马。他甚至提出:“不要信靠任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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