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思想在清朝时期趋于没落(一)明朝末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也引起了民主思想的产生,这更动摇了儒家思想的地位。王阳明的同乡黄宗羲开始奋力批判儒家思想和封建君主专制,而李贽则更愤事疾俗,学起楚狂人,大骂孔丘。可见随着新生生产方式的产生,儒家思想已经不能再指导其生产了。(二)清朝本是封建社会的尾声,却来了个“回光返照”——康乾盛世。但这康乾盛世就是生拉硬拽也不可能和儒家思想挂上钩,这是统治者适时调整其政策的结果。清朝的文化领域死气沉沉,主要代表是乾嘉学派,有戴震、纪晓岚和以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他们开口闭口谈义理,钻研于程朱理学和考据。科举更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一点也不经世致用。儒家思想在清朝的发展彻底停滞,成了无源之木,无本之木,种种制度日渐腐朽,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已经展露无遗,各种矛盾竞相激化,白莲教、小刀会、太平天国、义和团,一拨跟着一拨,顾此失彼,摁下葫芦浮起瓢。于是乎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轻而易举地轰倒中国大门,曾经那么荣耀那么伟大的一个国家开始在无尽的深渊里痛苦呻吟了。(三)辛亥革命埋葬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但是腐朽保守的封建残存思想仍存在。近代民主人士便又宣扬“两位先生”,对儒家思想展开彻底批判,把孔丘骂得一文不值。在新中国成立后,反右派和“文革”的开展,儒家思想又遭到更为惨烈的摧残……儒家思想以传统封建社会为物质承担者,而传统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承担者,传统社会的瓦解,致使孔子权威丧失。当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天国的农民革命思潮、资产阶级革派的民主思潮,以及达到高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八十多年前,时人发愤于国之积弱,污垢呼天。一批深受西学影响又急欲救亡图强的激进青年,以胡适、陈独秀为主将,发起了一场中国近代以来反孔非儒的高潮"五四运动"。运动员们抱着"打倒孔家店"的决绝姿态,否定了作为中华两千多年文化主流的儒学。众所周知,在"五四运动"发起后至今,其间又遭"文化大革命"最后一劫,这场充满强烈政治目的色彩的"儒法斗争"、"批林批孔"的"文革"运动,使儒学历经空前的厄运。亿万人民(其中不乏文育)高喊"打倒孔老二"的噪音充斥在中国的大地上,就这样使孔孟儒学乃至孔孟本人蒙上了不白之冤。至此,历五四,经文革后的儒家所有学说,似乎全是恶名昭著,不屑一提。甚至于一些人一听说是"儒学"、"孔孟之道",就怒斥为"腐儒"、"孔老二",神经紧张地象似拉上弓弦的箭矢,不分青天红皂白大加诋毁。五四时期对儒家礼教批判的局限性(一)陷入精神决定论的误区吴虞指出:“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隆然,去其主石,则主体堕地。他认为如果孝的精神不能树立的话,则忠的学说就没有可以依附的地方。这样的话,家庭专制制度既然瓦解,那么君主专制制度也会随之消失。简而言之,吴虞认为只要消除了孝、忠精神,就会使家庭专制、君主专制制度瓦解。从吴虞的这段推理中我们可以发现他过分夸大了孝忠精神对家庭专制、君主专制制度的影响作用,认为孝忠精神的消亡会导致这些政治制度的瓦解,这就陷入了精神决定论的误区。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应该都明白这么一个规律:作为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如政治制度,它的内容、形式及发展方向是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所以,如果想要使家庭专制、君主专制等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消亡的话,必须等到该社会的经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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