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所做的有关家庭的调查是结合民族调查和农村调查进行的。我写的《生育制度》就是在这些调查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分析,自成一家言。“家”,或者叫“家庭”,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养生送死,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一般人眼里,不过是人生出来了,长大了,和一个异性结婚,然后又生孩子,老的时候要别人养他,最后免不了一死。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生下来?有人觉得问得离奇。我对“家”的兴趣,对家庭的观察,对人类生育制度的研究,却正是由这个问题引起来的。人们的养生送死,几千年来主要是在家庭这个社会细胞里进行的。称家庭为社会的细胞,就是因为它是人类社会里最基本的生活单位。从家庭入手研究社会,不仅有我们个人的生活体验作为观察的基础,也便于我们从最基层的角度去认识社会。我对家庭的研究,第一步就是直接观察,从中取得生动的、可靠的第一手资料。1935年,我同我的爱人王同惠一起,到广西金秀瑶山,调查花蓝瑶人的社会组织。我因为带着体质人类学调查的任务,白天和我的爱人不在一起调查。她每天晚上把她调查的情况讲给我听,我就提问题。我们一起研究,研究完了第二天再去调查。不幸的是,那次调查的代价过于沉重,我自己落入陷井受了伤,爱人为救助我献出了生命。她死后,我把她调查的材料,以及我们天天晚上一起讨论的内容写成《花蓝瑶社会组织》。我对家庭、对社会的一些基本观点就是从那时的讨论分析中开始形成的。我在养伤期间到了太湖附近的“江村”,我以更大的注意力从各方面观察江村农民进行基本经济活动的单位“家”,从“家”的结构、职能,到在“家”内生活的一切活动。并对观察到的情况作了记录。后来写成《江村经济》一书,这本书里有关家庭的分析占了相当大的部分。我对家庭的观察,不是盲目地看。主要的方法还是采用比较的方法,为了比较而观察,在观察中进行比较。文化背景同我们很不相同的花蓝瑶,江村的农民,西方的美国人,他们的“家”和家庭生活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相同。在比较中看到中国社会的特点,亦看到各民族各国家庭的共同点。怎样去分析观察到的事实呢?我采用的方法用现在的话讲,叫做系统分析方法。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都是相互关联的。相互关联的事物组成了客观存在的系统。系统分析,不仅要把组合成系统的各个部分(即组元)在系统内部的地位与作用搞清楚,而更重要的是要把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反映出来。这种关联是客观的,动态的。它不能凭我们的想象来描述,而要从千变万化的生活行为里边找出客观的联系和运动,由此得到一个系统的本来面目。我和王同惠在瑶山时,每天晚上讨论白天得到的材料,就是沿着这一逻辑的线索,从一个家庭,包括些什么人,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一直到由许多家庭组成一个整体的社区生活的结构,把事物和现象间的内在联系比较清楚地从事实里抽取出来。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我从“家”开始,到“财产继承”,再到“亲属的推广”,又从家庭生活中的简单分工,工作日历开始,到社区的职业分化,再到农业、手工业、流通、财政金融;最后将两者在与土地关系上结合起来。由此我分析了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农村的各种关系,指出了“被土地束缚住”的社会的特点。我的写作方法与别人不同,是在教学中围绕一个问题对学生谈想法,讲完一课就写出一章,《生育制度》和《乡上中国》就是这么写出来的。《生育制度》所述的是我个人对社会怎样新陈代谢、几千年里中国社会怎样维持世代之间关系的一套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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