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民生重在保民权.doc

保民生重在保民权在今年的“两会”上,“民生”再次成为热词。会上公布的2011年度财政预算报告显示,中央财政用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三农”%;%;此外,农业水利、交通运输和环境保护等支出,也与民生密切相关。“财政2/3用于民生”的提法,虽沿用了“大民生”口径,有一些水份,最终落实尚待观察,但中央政府对民生的关注在日益加强,投入在大幅增多,则是不争的事实。只是,播种不等于收获。要将数以万亿计的投入真正用于解决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让民众得到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条件必须具备。最重要的,就是对民权的促进和保障。民生问题背后关键是民权自从中共十七大描绘了和谐社会“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信有所居”的目标图景以来,民生问题医一直是每次“两会”的重心。为什么年年“保”、年年“关注”、年年“加大投入”,却年年问题依旧,甚至一些领域的问题还在严重化?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在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决策上,在涉及民众重大利益的问题上,老百姓没有必要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民生问题,实质是公共品的供给问题;而公共品的供给,实质上又是民权的实现和保障问题。现实中的许多民生问题,表面看源于公共品供给不足,实质反映了民权缺乏保障,易于受到各种公、私权力的侵害。国企改制中的工人无保障失业,农村征地中的农民不平等失地,城市改造中的强制拆迁,以及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等等民生问题,背后都隐含着民众的财产权利受到权力侵害等民权问题。因此解决民生问题不能仅仅靠投入,需同步解决民权保护。中央政府再好的政策、措施,也需要地方和基层来落实;老百姓真正能够面对的,主要是基层官员。一些地方和基层的政府和部门,之所以无视民生疾苦,甚至取敢于牺牲民众利益追求自己或特定利益集团的私利,就是看到或利用了民权的虚弱。因此,在民生问题上,要想跳出“会上慷慨激昂,会后一切照旧”的怪圈,就不仅仅需要执政党和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关注,更需要激活和充实底层民众的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使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与基层政府官员展开理性而平等的交流、沟通,监督政府贯彻落实中央各项利民政策与措施。基层民众的监督,才是真正可以到位的有效监督。要监督,就必须有权利,并且权利必须得到保障。从“权利零售”到“权利批发”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开始反思、探寻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他们惊讶地发现,西方国家中存在着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景象:在那里,见发君主不需要下跪,国家元首是民众选出来,法律是比皇上还大的“官”……进一步他们又发现,西方国家的这一切可以归结为一个词:“民权”。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权”,与传统中国社会的“权”指向不同。“民权”一词的发现和引入,阐明了近代中西方民生差距的根本原因。没有民权,民众只能嗷嗷待哺,等待政府的拯救。而这种拯救必然是不及时、不周全、不到位的。要保障民权,通过民权来促进民生,就不能停留在“权利零售”的水平上,不能满足于高层领导人对社会反应的个案诉求的批示与回应;而必须致力于“权利批发”,通过促进和保障民权的制度建设,让所有公民而不是个别舆论特别关注的人,都普遍享有由法律确认和保障的权利。历史上,西方国家也是这样一路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