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悄地来，悄悄地走.doc

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作家史铁生生前多次表达,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是对生死最恰当的态度。
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的办公室里,凌锋在白纸上画了一条黑线,利落得像她多年的短发和身上的白大褂。在黑线的末端,她添了一个句号。
黑线是生命,句号代表死亡。对于做了四十年临床医生的凌锋来说,死亡确实就像文章里的句号一样平常,只是采用何种方式的问题。
“‘尊严死’(DeathwithDignity)与‘安乐死’(Euthanasia)不一样,”凌锋用笔尖指在黑线中间的某一点上说,“‘安乐死’是生命还没到句号这个地方,按照病人的要求,为病人提前结束生命。”
笔尖移到黑线末端。“生命到了末期,尊重病人的意愿,放弃治疗,实现自然地死亡,叫‘尊严死’,不违法。”
这些年,凌锋一直是“尊严死”的倡导者、实践者。她曾帮助著名作家史铁生和她的公公实现了“尊严死”。而她自己与丈夫也已达成共识,他们都选择临终的时候,自然、有尊严地离去,不做无意义的延缓,把这个句号拖成省略号。
悄悄地来,悄悄地走。这句脱胎于诗人徐志摩《再别康桥》的诗化的语言,是史铁生散文《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的灵感来源,也是他和凌锋等人的生死观。 1
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说过,徐志摩这句诗未必牵涉生死,但在我看,却是对生死最恰当的态度,作为墓志铭真是再好也没有。
—史铁生,《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2010年12月30日,凌锋接到了一个焦急的电话:史铁生突发脑溢血,你去看看,帮忙抢救一下吧。
凌锋赶到的时候,史铁生已经躺在朝阳医院急诊区的临时手推板床上,呼吸微弱,瞳孔已经渐渐放大。经验丰富的她将预后(指预测疾病的可能病程和结局)告知了史铁生的夫人陈希米。
陈希米选择放弃一切介入性的急救措施,希望史铁生能平静地离去。她告诉凌锋,这不是她即兴的决定,而是史铁生生前郑重的预嘱。他们夫妇在一起的日子里,不只一次地讨论过死亡,安排如何应对死亡,处置遗体。史铁生多次表达,只要自己身上还有一件对别人有用的器官,那么当他最后离开世界时,就一定无保留、无条件捐赠他人。
凌锋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关于生命的体验、死亡的思考,贯穿了史铁生30多年的写作生涯。作为史铁生的主治医生和十多年的老朋友,凌锋读过很多他的作品,知道他怎么看待生死。他的生死观,早已概括在《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这篇文章里。
现在,死神已然站了起来,不由分说地。凌锋知道史铁生不想拖延,因此,她对陈希米的选择给予了支持。
凌风环顾四周,急诊区里,挤挤挨挨排了几十张病床,躺满了人,打针送药,进进出出,闹哄哄的。凌锋当即把史铁生转到她工作的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安排他住进较为安静和温馨的重症监护室单间。
凌锋联系了协调华北地区器官捐献的天津红十字会。陈希米平静地签署了停止治疗的知情同意书,又在捐献肝脏和角膜的文件郑重地签上名字。护士小心翼翼地为史铁生做着基础护理。
在亲朋好友以及天津医护人员的车队护送下,史铁生被转至北京武警医院进行器官摘取手术。史铁生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但他一直硬撑着,以便让每一个要捐献的器官都处于最佳的移植状态。 2012年5月5日是崔静宜的95岁生日。护士特地将病房用气球、彩灯、鲜花精心布置了一番。家里人还特地做了件喜庆的衣服,换下他平日常穿的单调的病服。
2010年12月31日3时,到了武警医院后,史铁生才慢慢停止呼吸,表情安详得像睡着了一般。所有医护人走向他,在《安魂曲》中三鞠躬。
手术完毕之后,医生们为他做了最细致、完整的缝合手术。9个小时后,史铁生的肝脏、角膜在两个新的机体中延续着生命。
凌锋亲手帮史铁生整理衣领,帮助家属收拾遗物、抬遗体。“他活着有尊严,死了也有尊严。”凌锋说。 2
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要紧﹐只有人在顽固地追问并要求着生存的意义。
—《康复文本断想》
凌锋是“尊严死”的倡导者,也是罗点点创建的“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的专家委员会委员。早在史铁生去世前那年的全国“两会”上,她就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一份有关倡导“尊严死”的议案。
在四十年的临床工作中,凌锋没少碰到各种例子。最极端的是,有一位病人早已经脑死亡,但呼吸、心跳、血压还用设备维持着。“当一个人不能自主地支配自己所有的一切,浑身被插满管子,又像翻麻袋一样的,由护士天天翻来翻去,你觉得他有尊严吗?”
人总是要死的,不应违背这种自然规律,或违背人本身的意愿。虽然现在的医疗已经发展到可以依靠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