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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画外音影视艺术生产的新策略
信息时代的到来引发了文化传播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重大的变化之一,是影视媒介的传播逐渐超越纸质媒介传播的传统影响力。这在叙事性文艺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印刷媒介为载体的文学作品,以及以舞台为传播场所的戏剧艺术,皆沦为弱势传播类型,取而代之的是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电影故事片、电视剧等影视艺术作品。这样的历史转折,必然导致文艺创作的生产策略的变化,由此催生出有别于印刷传播时代文艺创作的新模式。

一影视艺术生产设计的三种模式

从影视艺术的发展历史来看,其生产设计主要采取三种策略,从而构成相应的创作模式:其一,原创;其二,整体再现经典文学、戏剧原著;其三,跨文本移植文学、戏剧名著的经典“情节原型”。
第一种模式:根据影视艺术的生产特性,不依凭既往的任何摹本而开创性地创作新作品,具有原创的性质。譬如,美国好莱坞电影《鸳梦重温》、《公民凯恩》,前苏联电影《战舰波将金号》等;美》、《欲望都市》等,都属此类。
第二和第三种模式,过去统称文学(或戏剧)名著“改编”或“翻版”。实际上,这样的界定混淆了二者的根本区别。
第二种模式:是一种跨文本的整体性改编,即将原著的内容和形式,以影视媒介作为新载体完整地再现。譬如,雨果的《红与黑》、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以及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等世界名著,都曾经作为前影视时代的文学资源,被影视艺术家整体改编为电影,有的甚至被多次翻拍。《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大卫•科波菲尔》等,继改编为电影之后,又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从而出现
“三度传播”的历史状态。中国的影视艺术家也相继把纸质媒体传播的古典名著,如《红楼梦》、《三》等等,改编为电影故事片和电视连续剧。
第三种模式:与第二种模式的相似之处是,都借鉴了文学、戏剧名著的叙事内容及其叙述形式,但是,又有根本的不同。第二种模式采取的是“整体性改编”,其创作原则是忠实于原著,无论怎样改动都只是局部的变动,而不会在整体上有所改变,即故事情节、人物、环境等都保持原著的本来面貌,只是把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形象与戏剧表演的舞台形象再现为影视形象。第三种模式则是根据影视艺术的特殊表现功能,提炼文学、戏剧名著的经典“情节原型”,以此为原始基因,变形再造为新质的故事情节,实现传统媒介向电子媒介的跨文本移植。譬如,黑泽明的电影《乱》、迪斯尼公司制作的电影《花木兰》、美国电视连续剧《越狱》等,分别了移植了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中国北朝民歌《花木兰》、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等文学、戏剧经典作品的情节原型。
跨文本移植经典“情节原型”,是影视艺术开发、利用文学、戏剧等文艺资源,提炼其“元叙事”基因,拓展媒介空间的原创扩散功能的创作策略。虽然,这种创作模式所展现的叙事内容和叙述形式,与文学、戏剧名著的经典
“情节原型”有着渊源关系;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审美取向、人文精神等方面,潜在地保持着经典“情节原型”的原创素质,但是,它已经不是原著的整体性再现它所塑造的人物已经脱胎换骨为具有新时代气质的艺术“新人”,其设计的情节已经与原著的情节结构大相径庭且另辟蹊径;其审美取向以引领娱乐时尚为导向,通过改装“情节原型”而创构的离奇故事、画面奇观以及新奇的声音设计,给观众的视听神经以持续地强烈刺激,希图造成引发轰动性效应的观赏魅力和传播功能;其人文精神则已经打上了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鲜明标记。
作者将此作为研究课题,力图通过持续探讨以拓展电子传播时代文艺研究的新途径、新领域。本文将分别选择两个典型范例:电影艺术移植戏剧艺术文本和电视艺术移植古典文学文本,阐述所确立的论题。

二莎士比亚戏剧的“宫廷阴谋”情节原型的跨文本移植

中国电影艺术家邱刚健、盛和煜编剧,冯小刚导演的《夜宴》,是电影艺术跨文本移植戏剧艺术经典情节原型的典范性作品。
该片公映后引起不少议论。有人质疑编导驾驭历史题材的能力,有人指出虚构的主人公无历史依据可考,有人不无调侃地询问:“《夜宴》里的厉帝最像五代十国里的哪个帝王?”;也有人认为,《夜宴》是“中”;更有人指出:《夜宴》是“借王子复仇记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引出的欲望和爱情的诠释
”。
显然,最后两种说法是内行话。
无庸质疑,《夜宴》移植了《哈姆雷特》的“宫廷阴谋”情节原型,借以表现“复仇”的主题。如果仅就此而言,《夜宴》是“中”。然而,“复仇”并非《夜宴》主题的全部内容,其主题故事情节的表现,也必然超出《哈姆雷特》情节原型的包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