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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归侨中的四名红色特工
定居在山西的归国华侨,在海外生活期间多数在华校读书,回国后继续深造,毕业后参加工作,多数在文教科技部门服务。他们的风雨人生,几乎都是沿着“向往祖国——回归祖国——报效祖国”这样的历程轨迹。鲜为人知的是,他们当中也有一些觉悟较早的人,在海外就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冒着生命危险,投身秘密地下工作;回国后继续在我党我军情报部门供职,执行各项使命。他们的人生经历比常人复杂,要冒更多的险,吃更多的苦,甚至受更多冤屈,但是他们总是默默地做人,默默地苦干,默默地接受命运顺逆荣损的考验。他们的誓言无声,他们血汗无痕。然而他们的风雨人生,照样遵循“向往祖国——回归祖国——报效祖国”这样的历程轨迹。赤子之心,苍天可鉴。本文为读者介绍山西归侨中四名“红色特工”的事迹。可惜只是个梗概,至于具体细节故事可能永远都是个谜。
马来西亚归侨潘金成
马来西亚归侨潘金成,祖籍福建永春,1925年7月出生于马来亚霹雳州太平市。潘金成从小就受爱国主义的教育和熏陶,明确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事理。20世纪30年代,潘家开了个橡胶店。父亲去世后,母亲将它租给一个叫陈嵩高的永春同乡。爱国情深的他买了一个留声机,天天在店里放《渔光曲》《松花江上》《天涯歌女》《保卫家乡》《黄河之恋》等进步歌曲。那时潘金成只有十一二岁,天天都在听这些歌曲,深受熏陶。陈嵩高还代理当地的二三十份报纸,有《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光华日报》等。潘金成一放学就迫不及待地跑去帮忙分发报纸,这样有机会阅读这些报纸,获得许多国内信息。
“七七事变”爆发,正在念小学的潘金成很快就知道了,对日军的强盗行径充满刻骨仇恨。
潘金成还积极投身抵制日货的活动。当地华侨把日货说成是“仇货”。穿衣服都不用日本布,而穿国产“爱国布”的方格格布。大家还联合起来对付和惩罚那些卖日本货的奸商。日产蝴蝶牌口琴特别好,开始时每个华侨商店都有卖,后来一下子都拿出去烧了。潘金成爱好音乐,也有一支日造蝴蝶牌口琴,他毫不犹豫地将它付诸一炬。其母手艺较好,经常做一些南洋糕点,交给专门负责义卖的华侨女青年上街去义卖,所得款项捐给南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支援祖国抗日救亡。她们的爱国义举,都深深地打动了潘金成。
1939年9月,第一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集中于马来西亚槟城即将启程。其时,14岁的潘金成正就读于马来西亚钟灵中学,而且是该校“百人口琴队”的成员。槟城侨界召开盛大的欢送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大会。钟灵中学的铜乐队和百人口琴队在会上和会后作了精彩的演奏,他们用嘹亮的歌声和明快的节奏为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壮行。潘金成怀着激动的心情,同伙伴们吹奏了《光明赞》《马赛曲》《凯旋曲》《牺牲已到了最后关头》《保家乡》《长城谣》《再会吧!南洋》《送别》等催人奋进的革命进步歌曲。雄壮激越而悠扬动听的乐声,不仅感染了每个机工团员,而且感染了每个与会群众。
爱好文艺的潘金成,还不忘发挥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他积极参加“自由呼声”宣传队,演唱一些抗日救亡节目。他和各族战友特别喜欢一首歌曲《我们在霹雳山上》,这是由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根据国内革命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改编而成的。
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占马来亚以后,经过一年的逃难,潘金成和很多同学参加了“马来亚抗日同盟会”,从事地下抗日活动。革命组织要求很严格,对每个参加的人都要进行严格的考验。潘金成按照组织的要求,凭借自己的智勇,收集了许多敌军情报,还为抗日队伍弄到许多药品,深得领导的信任和赞赏。到1945年初,“抗日同盟会”就把宜力市区一个小组的抗日救亡工作交给潘金成负责了。
潘金成发挥自己精通华语、闽南语、英语、马来语的优势,深入各民族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提高人民觉悟,发展情报员,建立交通线,壮大了自己,孤立和打击了敌人,还帮助转移了几个大干部。当时,国民党也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在那里成立所谓“华侨抗日军”。他们不打日本,专门制造摩擦,竭力对付共产党领导的真正抗日的“抗日同盟会”,潘金成有不少战友都死在他们手里。他和战友们既要面对日本特务,又要面对国民党的所谓“华侨抗日军”。危险无处不在,但他毫不胆怯畏缩。
经过严酷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潘金成在1946年3月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
1948年6月20日,英国殖民当局颁布“紧急条例”,用白色恐怖的手段镇压马来亚各族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潘金成和好多战友都被捕了,在监狱里关押了八九个月之后被当局驱除出境。
1949年6月,潘金成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富有对敌斗争和地下工作经验的他,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进入中央军委情报部,从事东南亚情报的搜集、整理、翻译、分析等工作。1954年转业到山西阳泉工作,历任阳泉市人民银行股长、办事处副主任。1983年当选为阳泉市归,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