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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的施政包容性
时至今天,贞观之治依然为国人萦怀追慕,其政治思想、原则及智慧仍需予以深刻审思,其中施政上所体现出的包容性颇值珍视。
尊重和正确对待不同的政见
贞观二年(628年)正月,唐太宗对魏徵说:“入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答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主张在方针政策的制定上要正确对待不同的政见,虚怀博纳,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情况。唐太宗对此深表赞同。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询问宰相房玄龄、萧瑀,让他们谈谈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两人回答说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唐太宗说,你们的看法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他指出隋文帝的缺点是“事皆自决,不任群臣”,虽然十分勤奋劳苦,但结果是处事未必都合乎事理。唐太宗认为,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事情千头万绪,千变万化,可谓一日万机,是不可能以皇帝一人之智进行决断的,必须信任宰相,委任百司,发挥集体的智慧和能力。
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又对大臣们说:“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这种真诚纳谏的精神和不以皇帝为独尊的开阔心胸,能够容得下、听得进不同的政见,方针政策的制定常常是经过充分的讨论和权衡,有力促成了贞观政治的集思广益和优良政风,促成了政治清明。
重视立法与执法
唐太宗十分重视立法和执法,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要求认真立法和公平执法。戴胄以“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为由,反对唐太宗有时以私情断狱,唐太宗对此予以嘉纳。魏徵反对“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受到唐太宗的赞赏。在中国封建帝制王朝时代,“诏敕入律”,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文告可视同法律。唐太宗不这么认为,也不主张这么做,并命令大臣们“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襟怀。唐太宗还提出了“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国家法令,惟须简约”;“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等立法执法思想。这些思想在贞观十一年(637年)制定《唐律》时得到了贯彻,保证了《唐律》的约而有要,并奠定了后世封建王朝法律的基本模式。
信任重用反对派人士
登基即位后,唐太宗既重用了一直跟随他的秦王府旧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也重用了原先反对他的李靖、魏徵、李勣,还破格擢拔了出身寒微的刘洎、马周、张亮。其中,对李靖、魏徵的任用,颇能展现唐太宗选官用人上的恢宏度量。
隋朝末年,李靖任职马邑郡丞。他察觉到李渊(创建唐朝的唐高祖)图谋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遂赶到长安(今陕西西安)向隋代王杨侑告密。李渊占领长安后,抓住了李靖,要杀掉他。李靖慷慨陈词,责备李渊不应因私仇杀一壮士,示人以心胸狭窄。李世民为他说情,召入秦王府,坦诚相待,委以重
任。李靖知恩厚报,精忠奉吴会、北靖沙漠、西定慕容的一代名将,为唐王朝的创建立下大功。
魏徵最先跟从李密反隋,后来投降窦建德,再后来成了太子李建成的幕僚,曾建议李建成以收买人心的方式成功平定了刘黑闼起义,表现出非凡的政治眼光。在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夺皇权的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