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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进强:文化人的回归
多年前,读过一篇小说《杨桃树》,作者叫履疆,大致情节还记得。故事发生在台湾云林,是关于三代人和一棵杨桃树的故事。读来有种淡淡的乡愁,也从中体味出上世纪70年代台湾城乡变迁带来的亲情哀愁。几年后,和岛内来大陆参加夏令营的同龄人聊起,才知道《杨桃树》曾被编入台湾中学语文教科书。原来我们都读过。进而也知道了彼时的履疆就是当时的“台湾团结联盟党”(简称“台联党”)主席苏进强。后来又相继读到《老杨和他的女人》、《我要去当国王》和《两岸》3篇小说,作者也是履疆。读来感慨,作者的悲天悯人、书中主角作为人的无力感,触动了我。但对我而言,却始终无法将彼时的作家履疆和当时的“台联党”主席苏进强画上等号。
暮春四月,《美丽台湾——台湾近现代名家经典作品展》在京沪两地展出,借着两次展览,与苏进强对谈。既有文学,也有政治。一如以小说家风靡文坛的履疆和以“台联党”主席迈入政界的苏进强,看似冲突,却能从中体味不同的角色人生。“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他坦然而严肃的对我说,“台联党”主席是人生的转折与历练。他还是要回归到安身立命的文化文学领域。
云林文学青年长成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云林县褒忠乡,偏僻、闭塞,精神与物质同样困窘。那是苏进强的故乡。
如此环境,却无法阻绝他对文字的渴求。少年时光,同龄人都在嬉戏游乐中度过,他的时光,却在租书店和学校堆放书报的杂物间流逝。唐宋诗词、神怪小说、古典文学,他沉浸其中,似懂非懂,却乐此不疲。中学时代,凭借广泛的阅读,频频投稿《国语日报》、《云林青年》竟被纷纷采用,同学之间,俨然成了乡间小作家。中学毕业,顾及家里有6个兄弟姊妹,排行老五的他选择军校就读,为父母省去一笔可观学费,从此展开20年行伍生涯。
1972年,苏进强再拾文学之笔,开始写小说、办诗刊社、写散文,第一篇小说处女作《新添上瓦的小屋》发表在《联合报》副刊。少年农村生活的经验和残缺贫困的时光,都散落在他的字里行间,那是云林乡土的味道。苏进强说,自己的创作灵感来自生活周遭的人、事、物,若没有那些少年时代的经验,或许他笔下的文字该是另番景象。想来确实如此,他的创作少有哀艳绝美的情事,多是乡愁与土地的写实。他从岛内大陆籍老兵们身上汲取可贵的文学资源,那是血泪的诗篇;而乡农的经验,以及上世纪70年代台湾农村的嬗变,乡村父老对未来的忧虑,城市边缘的乡人生活等均是他的文学之井。也因此,苏进强被黄凡、齐邦媛、李瑞腾等岛内作家、学者称之为“人道主义者”。
行伍生活忙碌而紧张,但却是苏进强文学创作旺盛时期,他的笔名曾有20个。也在这个时期以履疆为笔名的苏进强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联合报》小说奖、《中国时报》小说奖、吴浊流文学奖他都拿过。苏进强说,他的文学底子虽在少年时代打下基础,但行伍生活却开启了他人文、文学的视野。军中生活犹如各色人的大熔炉,而来自大江南北的大陆籍老兵,背负着历史苦难,与台湾社会的疏离,灰暗的心灵孤独与价值认同窄化
……悲天悯人的他满怀人道的同情,用细腻的笔触写下《少年军人纪事》。“写作的人,必然要具备同理心。写老兵的故事,对他们的人生境遇感同身受;写乡土小说,对农民的生活也感同身受。尊重、包容、欣赏、分享,才是文学的本质。”他说文学创作如此,日后踏入政坛亦是如此。
谈话间,我把读《杨桃树》的故事讲给他听。他听后笑说,“我们家那棵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