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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村庄

2013年10月12日中午1时许,太阳很大,77岁的会新扛着锄头走过一片青中吐黄的稻田,稻谷快要收成了。
在他的记忆当中,因为插栽有先后,村里的稻谷成熟也有先后,谁家的稻谷先熟了,就会请别家的劳力帮着收割,次第进行。现如今,这个传统早已无以为继,因为村里种稻谷的,就剩下他一户。
其实,村民也正如次第成熟的稻谷,分批次被城市收割,剩下的“晚熟者”,就被遗弃在田地里,孤寂,寥落。大片的良田同时被遗弃,长满荒草,枯黄如生锈的长剑。
这里是粤北,翁源县。农村里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现代化是怎么一回事,但一二十年间,一切都被现代化默默地颠覆。
他们被卷进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和市场所构筑的一个等级结构中。还留在农村的人,就像当代社会学巨擘齐格蒙特·鲍曼所揭示的,成为被这个等级结构所淘汰、抛弃的“人口废品”。
社会变迁的机制,残酷得让人意识不到是否能适应—因为必须适应。逃离的途径
除了这一次,下排村从未在任何新闻报道里出现过。
会新的妻子,七婆,从厨房出来,站在门口废弃的水井边,脚下围着8只母鸡,整条巷子里没有其他人。厨房对面是一排白色的一层小楼,有5个房间,现在他们一家就住在这里。
这里原本不是他们的家,而是会新的族弟家。族弟一共4兄弟,都早已搬离这个村子,到县城去生活。
原本下排村有近200人,90年代开始,人们分批离开,现在只剩下4户,12个人。这4户12个人分别是:会新、七婆、儿子大能、儿媳妇大能嫂、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阿光和妻子阿线;友全和妻子阿春以及他们两岁的孙女小菲;初文。
其中,友全一家和阿光一家都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子,随时可能搬走,初文一家在县城租住,迟早也会离开。能够坚守这个村子的,现在看来只有会新一家。
村里的房子都已经很破落,毁坏它们的不是时光,是缺乏人气,而归根到底,是一个被称之为“现代化”的进程。
最早一批离开村子的是那些“有单位”的人。比如会新的哥哥,他是个教师,还有阿随,他是个转业军人。因为“有单位”,家属也被安置好,于是举家离开。这些人的搬离大约在80年代末,和现代化、市场化都还没有什么关系,属于被纳入国家体制的人逃离农村的那个进程的一部分。
第二批,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抛开姓资姓社的争论后,经济开始突飞猛进地发展。有头脑的人走出去,做建筑,慢慢成为包工头、开发商,或者做其它生意。他们被卷进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和市场所构筑的一个等级结构中。还留在农村的人,就像当代社会学巨擘齐格蒙特·鲍曼所揭示的,成为被这个等级结构所淘汰、抛弃的“人口废品”。社会变迁的机制,残酷得让人意识不到是否能适应
—因为必须适应。
第三批,是从90年代后期至今,主要是年轻劳动力,去珠三角打工,存下来一点钱,买了房子,把家里安顿在县城。或者是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读了大学,找到工作,把一家人接走。
第四批,就是友全、阿光以及比他们更早的一些人,他们在农村辛苦一辈子之后,用毕生积蓄到县城买了房子。这个时候房子已经太贵,一些买不起房子的人,就去县城租房。
前三批的人,在大多数农村都是少数,而第四批则占据主体。农民们用半辈子乃至一辈子在农村拼命干活积存下来的收入,做一个城市梦,用血汗钱反哺着城市。
这个过程有点像筛糠,先出来一些米头,再出来一些幼糠,最后剩下一些颗粒过大的无用之物。剩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