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田汉早期话剧诗化倾向.doc

论田汉早期话剧的诗化倾向今年是田汉115周年诞辰。我们一直认为,对田汉的研究,尤其是对戏剧创作上的研究贡献不够。在我们看来,中国话剧对世界戏剧的贡献,就是以田汉、曹禺、夏衍、吴祖光、焦菊隐等为代表缔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而田汉就是这个传统的最早的开拓者。他的早期话剧就有着浓烈而深沉的诗化倾向。南国时期,是田汉创作生涯中色彩最驳杂、内容最丰富、思想最活跃、手法最多样的时期。我们将其剧本分五类:抒情话剧《湖上的悲剧》《古潭的声音》《苏州夜话》和《南归》;翻译改编剧《莎乐美》《卡门》;现实题材话剧《名优之死》《火之跳舞》《江村小景》《第五号病室》;观念戏剧《生之意志》《颤栗》《一致》和《垃圾桶》;历史剧《孙中山之死》《林冲》《雪和血》等。在这五类作品中,历史剧的创作较弱,其他四类颇为可观。但是,所有五类剧本,体现出一个共同的倾向——诗化倾向。抒情剧《湖上的悲剧》《古潭的声音》《南归》和《苏州夜话》,是从《梵峨嶙与蔷薇》开始,到《灵光》《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都一直贯穿着的“漂泊者”那诗意感伤与浪漫漂泊的延续。仗剑去国是漂泊,戎马倥偬是漂泊,天涯乞食是漂泊,人在旅途是漂泊……漂泊感之于人生太普通了,所以历来对田汉剧作中的“漂泊感”共鸣多于不解;但“感伤”就不同了,总被冠以“小资产阶级”的定语,被目为“颓废消极”“绝望悲观”的同义语,这就大大地曲解了田汉。感伤在田汉的抒情剧里,有着独特的意蕴与价值。感伤是人的常态情感的率真流露,是敏感的心灵、细腻的情感与精致的精神世界的产物。感伤因人而异,各不相同。田汉的感伤,作为反抗的少年诗心、作为理想与现实或者说灵肉失调矛盾中的苦与闷,作为一种诗意人生的情调,是田汉剧作浓郁的抒情氛围与独特的诗意境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理智与热情的结合,是那样地紧密;它的主观抒情性,是那样地具有客观现实意义。因此,田汉的抒情,渗透着强烈的现实评价;他以自己对人生、对现实的理想要求赋予人物以真、善、美的诗意。这就是他早期剧作中体现出来的诗化倾向。《湖上的悲剧》是个独幕剧,写于1928年4月,首次发表于《南国半月刊》第5期,是中国古代包办婚姻、门阀观念下男女青年爱情悲剧的基本模式在20年代中国的复活,但田汉将常见的“大团圆”结局改成了“有情人成不了眷属”的悲剧结局。白薇的两次自杀,一次比一次有力。第一次自杀是“抗婚”,愤怒的矛头指向封建家长的专制,但更多出于绝望;第二次自杀是要“提供不朽艺术的结尾”,不但有对黑暗现实的血泪控诉,更有“粉碎那使我们不能不生离甚至死别的原因”的自觉。这已经是一种理智的选择,从一己不幸的绝望扩大成了根除制造悲剧的社会原因的要求与忧愤。白薇的两次自杀所表现的积极反抗的意义是相当明显的。某种程度上,爱情悲剧中的主人翁形象的塑造和故事结局,反映着田汉的思想变化。《梵峨嶙与蔷薇》中,爱情悲剧因为“保护神”李简斋的出现变为喜剧,横亘在秦信芳与柳翠的爱情中的现实难题,并非因男女主人翁自己的努力得到解决,剧情结局事实上也是“爱情悲剧”的局外人李简斋来促成的。男女主人翁是被动者。这种被动局面,在《咖啡店之一夜》中还有一定程度的“复现”。白秋英与林泽奇都咀嚼着爱情悲剧的苦果,但他们都曾经是悲剧事实的被动接受者,一个与“负心郎”猝然相见而陷入幻灭的悲哀,一个在家庭包办婚姻的逼迫下耽于“借酒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