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怀旧.doc

旷新年朱晶:九十年代的“上海怀旧”在二十世纪以来这个一直受着“进步”叙事和时间神话支配的国家里,九十年代发生了有趣的“时光倒流”现象。时髦咖啡馆以“一九三一”命名,旧上海月份牌和旧照片的流行,旧建筑的修复,有关上海怀旧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以及“老上海怀旧馆”的出现等现象,形成了“上海怀旧”的潮流。一九九四年,《上海文化》创刊,二○○一年推出“想象上海”栏目。《上海文学》开辟“记忆·时间”与“上海辞典”栏目。二○○二年,上海大学成立“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上海档案史料研究》、《档案里的上海》和反映旧上海风情的《城市记忆》丛书出版,《追忆——档案里的故事》、《外滩万国建筑群》等电视专题片拍摄,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开放《城市记忆——上海近现代历史发展档案陈列主题展》。一九九八年创刊的《万象》杂志,则直接借用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一份刊物的名字。《上海文化》创刊号上《重建上海都市形象》等文一开始便将“怀旧”作为“重塑”上海的一种策略。九十年代的“上海怀旧”带动了上海大规模的街区改造,各种以“怀旧”为营销手段的消费场所开始流行,新天地、衡山路、苏州河沿岸创意产业区等在怀旧风的吹拂下应运而生,借助“怀旧”赋予城市独特的性格和文化内涵,通过记忆,对其进行想象和规划。在海外中国学以及台港文化和学术机构助推下,“上海行动”里应外合,联合上演了一幕声色艳丽的“双城记”。像日本的“脱亚入欧”一样,上海借道香港,把自己的记忆写在了“家国之外”,巧妙地回避了“尴尬和耻辱”。上海老诗人赵丽宏在《在我的书房怀想上海》中写道:“我住在最热闹的淮海路,一个世纪前,这里是上海的法租界,是国中之国,城中之城。中国人的尴尬和耻辱,和那段历史联系在一起。”一墙之隔便是孙中山写作《建国方略》的地方,陈独秀的居所近在咫尺,陈在这里编辑《新青年》杂志。同一街区是京剧大师梅兰芳隐居的地方,抗战八年,他蓄须明志,拒绝在日军占领下演出。不远处是著名的繁华之地“大世界”,当年日本占领上海后武装游行,一位名叫杨剑萍的中国青年,高喊着“中国万岁”,从大世界楼顶跳下,以身殉国。杨是大世界的霓虹灯修理工。诗人提问:“如今的上海人,有谁还记得他?”上海装载着现代中忆”显然经过了删减。在“建筑博物馆”和买办家族的巍峨华丽后面,《建国方略》和《新青年》的悠远回声被过滤掉了;类殖民地的“繁华”掩去了民族主义志士的鲜血和呐喊;正在上演的暧昧的“双城记”里似乎已没有了“尴尬和耻辱”的角色。“乡愁”(怀旧)作为现代性的修辞,密布玄机,因此有必要检省一下“上海想象”的文学建构。八十年代,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带动示范下,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动了一场“重写”。这次“重写”改变了中忆和地图。通过“重写文学史”,张爱玲被供奉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圣坛上,大有取代曾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的文学史地位之势。一九九三年,王安忆以中篇小说《“文革”轶事》发出了强烈的“怀旧”信号。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是一部直接向张爱玲致敬的作品。《长恨歌》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描写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的长诗。王安忆借用这个题目讲述了“上海小姐”王琦瑶的悲剧故事。王琦瑶近乎凝固的日常生活穿越了无尽的动乱和荒唐。这是一部张爱玲式的“反传奇”作品。二○○○年,李欧梵《上海摩登》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