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朋党论》有感.doc

读《朋党论》有感喜爱《朋党论》,不仅因为文章本身,更是缘于对欧阳修的钦慕。在那个谈”朋党”色变的年代,欧阳修敢于承认”君子有朋”且能提出”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观点,的确胆识过人。就是在千年之后的今天,如此直率的言论也够惊世骇俗的。可见欧阳修襟怀坦荡,是不折不扣的君子。所谓朋党,以当下的视角来看就是”小团体”,即在行政机构里却不因”行政命令”而聚集起来的、规模较小且较为稳定的非官方组织。翻译成人话,就是管理者眼中的”非法团体”.尽管任何企业文化都强调同事之间团结友爱,但当员工们真的身体力行起”团结友爱”时,管理者却又惊恐起来了。为什么呢?对此,官方的回答是:”企业强调的是‘大同和博爱’,反对私下里或个别人的亲疏勾结”.官方就是官方,浩然正气。但问题来了,官方的”大同和博爱”似乎不怎么具备操作性。就是真的要贯彻起来,也得从团结和友爱身边人开始,也得经历一个亲亲疏疏的过程,这样才符合儒家文化”推己及人”的差别序列。因此,小团体内的团结友爱是”大同博爱”的萌芽状态,是情感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必经之路。然而,当”团结友爱”按照其客观发展规律逐步向”大同博爱”发扬光大时,却因”小团体”的被打压和被取缔而”中道崩殂”,这不能不令人遗憾。或许,这就是大多数企业无法建立起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团结友爱的原因吧。管理者忌讳”小团体”,无非是担心”小团体”一旦形成气候便难以驾驭,怕小团体非主流的文化价值观、非正式的权威体系、非官方的沟通渠道和非常规的内部协作模式对企业原有的格局和秩序形成冲击。然而,事实上”小团体”并非如此不堪,尤其对于营造开放、活泼的团队氛围而言,小团体不仅无害反而有益。诚如欧阳修所言,朋党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必用”君子朋而不党”这种套话来掩饰。亲亲疏疏是人性使然,情感上的不平等与生俱来。管理者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也更善于利用党同伐异的手段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但是,”亲亲疏疏”的关系一旦下放到基层,管理者们便揣着明白装糊涂,大加批判起来。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说到底还是为了”极权”. 其实,”极权”也并非一无是处,”一言堂”起码能提高效率。但”极权”对于管理者的品德和才能要求太高,如果遇到一个”鸡贼+傻×”的管理者,那么团队就像”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那样,个个皆是陈胜和吴广了。而”小团体”恰恰能有效克服”极权”这方面的不足。《朋党论》中提到,尧进元、恺君子之朋,天下大治;舜用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天下亦大治;周武王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周为之大兴。可见,正确对待和运用朋党、发挥朋党的优势,反倒能促进”极权”的良性运作。小团体是否能发挥”正能量”,关键在于”小团体”的成员是君子还是小人。如果是君子之朋,那么”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穷则同道修身,达则同心共济。如果是小人为朋,那就糟糕了,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同利之时暂相党朋,利尽之时则反相贼害。不过,在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的”小团体”都源自寻常百姓,并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的说道。他们或志趣相投、或性格相若、或因工作关系走得比较近。他们既不是为了颠覆什么权力,也不是为了争取什么权益,仅仅是为日渐漠然的人际交往增添一点热度,在压力和忙碌之中寻求一点慰藉罢了,管理者大可不必过度反应。相比某些位高权重者之间的权利交易和东窗密谋,普通”小团体”的聚合实在要单纯得多、也磊落得多。君子同道小人同利——读欧阳修《朋党论》有感 2015-01-23陇南徽县组织部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既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又与韩愈、柳宗元、苏轼合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足见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终其一生,欧阳修为人为政为文都取得了成就。在为人方面,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即”以吾一翁”,”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量酒一壶”,这充分反映了欧阳修的追求和品格。在为政方面,欧阳修崇尚”宽简”,即宽容和简化的风格,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博取名声,讲究实效。他23岁中进士,一生虽两经贬谪,但仍然官拜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和参知政事,死后谥号”文忠”.在为文方面,欧阳修是多产的,有《欧阳文忠公文集》153卷问世,约百万言,还与人合作编修了史学著作《新唐书》,独力编纂了《新五代史》。欧阳修又是北宋文坛领袖,散文成就最高,苏轼评价其文是”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写了500多篇散文,各类文体兼备,其中政论文恪守”明道”、”致用”主张,指摘时弊、思想尖锐,叙事说理、深入浅出。《朋党论》是其政论文的代表作,欧阳修提出了君子同道为朋、小人同利为朋的著名论断。《朋党论》是与庆历新政相联系的。庆历新政由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倡导和推行,欧阳修积极参与,目的是通过澄清吏治、厉行法治和富国强兵,拯救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