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心理农村经济论文.docx

政治心理农村经济论文.docx一、研究背景与数据来源一是影响政治稳定,削弱公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与服从,对国家政治稳定带来不利的影响;[3]二是影响政治参与,经济利益分化会扩大人们之间、群体之间、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容易引发心理失衡和弱势群体的相对剥离感,诱发参与危机;[2]三是影响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政治心理。就理论而言,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应是农民政治心理变化的基本源泉,但目前与此有关的现实成果少之又少,且大多出自20世纪90年代,有些观点如过度的经济利益分化会影响农民政治心理[3],虽已基本达成共识,且到今天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解释力,但这些观点都是质性的研究,缺乏定量研究,更缺乏对比性分析,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契机。随着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程度的加剧,农村各利益群体政治心理的变化加快、异质性增强、多元化趋势明显,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及政治价值观出现了较大的差异。[4]因此,要调适农民的政治心理、改造农民的政治行为,必须从他们的经济利益出发,合理引导和规范农村的利益分化,减轻农民的不平衡心理以及由此引发的仇富和仇官心态。为了深入了解农村经济利益分化是否会对农民政治心理产生以及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进行了以问卷与访谈为主的实证调查。本次调查的数据资料来源于2011年3—7月分别在贵州省遵义县与雷山县、江苏省张家港市三个地方的村庄所作的村民社会资本、政治信任与乡村治理绩效的正式调查,以及2013年4—7月在江苏张家港市,贵州省贵阳市、遵义县、息烽县等地所做的补充调查。之所以选择江苏省的发达村庄和贵州省的欠发达村庄进行调查,是因为这两个地区及其村庄分别是中国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和最不发达的西部地区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巨大差距与其说是经济差距,倒不如说是人文环境、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差距。为了使调查样本更具有代表性,更易于分析,更容易形成强烈对比,调查时选取了这两个省份。为此,正式调查时先对村委会成员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在综合村里的人口结构、政治面貌、贫富分化、学历水平以及家庭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为了避免同质性,从所抽中的每户家庭中抽取一个成年人,他们构成了正式调查对象的最终样本。正式调查时,三村各发放问卷110份。其中,遵义村最终回收有效问卷92份,江苏村回收有效问卷100份,村回收有效问卷43份①,合计235份。补充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3份,其中,江苏村45份,贵州村28份。正式调查和补充调查的样本量合计308份,其中,贵州省163份,江苏省145份,调查样本的背景变量如表1所示。从表1可知,调查样本已婚的比例大大高于未婚的,汉族远远高于少数民族,学历以初中及其以上为主,政治面貌以群众为主,年龄以18~40岁的为主。上述数据表明,调查抽取的样本是时下农村社会建设中的中坚力量。二、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现实图景基于江苏和贵州的对比分析在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国家权力体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几乎不存在独立的个体,人们的行为大都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集体行动成了个体行动的代名词。因此,那时的个体大多数时候是国家权力体系的附庸,还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主体差异性和多元化。在文化多元主义日益明显与经济主体日益分化的当下,主体的差异性也随之产生。利益主体的差异性预示着当代社会中各阶层的利益分化比较明显。在当代中国,这种利益分化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层次如城乡、地区、行业等之间,也发生在不同的所有制职工和阶层之间。[5]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农村的经济利益分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但相关的定量研究却屈指可数,主要可从农村阶层分化的研究中窥知一二。对于农村阶层分化的标准,学界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以职业的差别作为衡量阶层分化的主要依据。陆学艺指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民已经分化为八个职业不同、利益不同、要求和欲望不同的阶层。[6]这些阶层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二是以收入的高低作为分层的主要标准,将不同收入的农民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三是以社会资源的拥有情况来分层。这种类型的划分以毛丹和任强为代表,他们认为,在中国农村,社会资源分层比职业分层更有包容性和适用性,这里的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人脉资源,但经济资源是主要的资源。据此,他们将农村居民划分为以下四类上层精英阶层、中上层代理人阶层、中下层普通村民以及下层弱势群体。[7]从上述分层依据不难看出,职业分层与收入分层有很大的关联,职业分层甚至是以收入分层为基础的,资源分层又以经济资源为主。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划分农民阶层分化的主要依据还是收入水平和财富存量。收入水平是描述农民阶层分化的重要指标,主要以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为衡量标准。财富存量是反映农民财产积累情况的指标,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