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仁人求仁政,以德行求德教.doc

薅以仁人求仁政,以德行求德教蚃中国的政治文化,自古坚守的就是从“内圣”到“外王”的内外贯通之路。内圣无方,则外王不达。至于“内圣”的方法,就是执政者要在自身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上下足功夫,以仁人求仁政,以德行求德教。这种反身内求和自我升华的精神,不仅打造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内在超越品格,而且也成为了今天最有意义的资政镜鉴。蒈三省吾身袀中国文化自古强调政治与道德统一,主张二者须臾不能分离。国家的治乱、吏治的好坏,关键就在于什么样的人为政。正因为此,《大学》开篇第一句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又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对普通人而言,“明德”、“修身”仅是指个人的道德修养,目的是为了知书达理,能在社会上立足。而对于执政者而言,“修身为本”则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因为执政者只有“修己”,才能真正做到“安人”、“安百姓”。如果执政者德行不修、作风不正,而又要求百姓提高觉悟和修养,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袇立正推化,必在推诚。加强道德修养,贵在自觉,关键在于正心诚意,自省自律。孔门弟子曾子所讲的“日三省吾身”,指的正是这种自我反思、自我反省的意识。后来,“慎独”功夫更是成了仁人君子加强自我修养的不二法门。所谓“独”,是说外在的监督和束缚全部消失,人处于“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境地。而人之所以要“慎其独”,是因为“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最隐蔽的地方最能看出人的品质,最微小的事情最能显示人的灵魂。所以,君子越是个人独处,无人监督,越要小心谨慎地行事,时刻检讨自己是否保持了操守和品格,是否做到了面对自己的影子也不惭愧。膃比如,东汉安帝时的荆州刺使杨震,在史书上以“性公廉,不受私谒”著称。他去荆州赴任,道经昌邑。昌邑县令王密为表示对杨震当年提携之恩的感谢,乘夜给他送去十两金子,并说:“天黑,无人知晓。”杨震当即批评他:“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听了杨震的一番话,“羞愧而出”。腿忘己济人,不吝改过。自省自律之外,为政者还要善于自我批评和检讨。《左传》记载,鲁庄公十一年秋天,宋国遭遇大水灾,鲁庄公派使者前去慰问。宋闵公对来使说:“都是因为我对上天不诚敬,上天才降下了灾难。让贵国国君担忧了,真是感激不尽。”本来,宋国遭遇水灾,是天灾而非人祸,宋闵公并无责任。但宋闵公却主动罪责自己,做了自我批评。后来,鲁国大夫臧文仲听到了宋闵公的这些话,非常感慨地说:“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可见,君主是否敢于“罪己”,是否具有自我批评精神,已经不再是纯粹个人的行为,而是会直接影响到王朝的兴衰安危的历史定律。这条定律,就像周期律一样受到后世的重视,成为资治的重要镜鉴。蚇闻过则喜羅古人有“闻过则喜”的名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而善于接纳别人的批评和建议,恰恰是改正错误的关键。在中国历史上,子路“闻过则喜”、大禹“闻过则拜”、大舜“善与人同”。他们都是善于接受别人批评、敢于承认自己错误的典范。薂当然,面对批评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其间所经历的尴尬可想而知。但是,不经历这一过程,就无法实现自我净化、自我革新和自我提升。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曾将这一过程比喻为“分娩前的阵痛”,虽一时痛苦,但诞生的却是新生的力量。韩非子在《外储说》中也说:“夫良药苦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