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政权洋人眼中的异教徒.doc

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政权洋人眼中的异教徒-历史论文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政权洋人眼中的异教徒 特约撰稿叶克飞对于太平天国运动,马克思一度表示兴奋,他写道:“在全世界似乎都处在沉静状态的时候,中国和桌子都开始跳起舞来鼓励大家了。”1949年后,太平天国运动作为“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很长时间是正面典型。因此,在195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里,开头那句话赫然在列,成为了“伟大导师”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正面评价。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中没提到的是,马克思后来还写下了这样一句:“除了换朝代之外,他们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有当权者的惊惶还更厉害。”与马克思以“革命”视角看待太平天国运动不同,西方传教士以“宗教传播”视角来看待这场运动,西方商人以“经济利益”为考量,西方政客们则以“政治利益”为视角。但不同的视角带来了一样的结果:只要他们与太平天国“亲密接触”,最终就会对这个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政权无比失望。曾经狂喜的传教士在专制环境下成长的洪秀全,其政治理想仅仅是“做皇帝”,“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他的拜上帝教虽然披着基督教的外衣,但本质上与白莲教等秘密教门类似。比如拜上帝教的礼仪最初仍沿用中国传统拜神方式,甚至还用香烛纸帛来拜上帝,后来才有了改变。著有《太平天》的瑞典人韩山文曾说:“诸如此类及其他仪式,殊不合于基督徒对上帝之纯洁礼拜,或为洪秀全所创。”韩山文这个老外还是对“中国国情”不够了解,其实拜上帝会的这一套,本质与各种教门帮派无异。最初,传教士们与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直接接触,仅有的印象均来自道听途说,这也使得很多传教士产生错觉,以为打着基督教旗号造反的太平军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传教的春天就此到来。后来担任干王的洪仁玕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1853年,他逃到香港,结识了瑞典传教士韩山文,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杨笃信等,向他们介绍拜上帝教。韩山文还根据洪仁玕的口述,整理出版了《太平天天国的了解都来自此书。在洪秀全的“成长”中,有一位西方传教士始终与之有着交集。他曾对洪秀全充满期待,甚至为他的“伟大事业”感到狂喜,但最终却陷入深深的绝望中,他是罗孝全。罗孝全是美国人,1837年前往澳门传教,后来又来到广州。1847年,他第一次遇上了洪秀全,当时,洪秀全专程从花县来到广州,向他问道。洪秀全在礼拜堂里学习了几个月,但罗孝全认为洪秀全屡屡提及的“梦中异象”莫名其妙,拒绝为他洗礼。洪秀全离开时带走了一本中译本《圣经》,成为了他写作《原道觉世训》的主要参考。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大量刻印的“圣书”,用的也是这个中译本。罗孝全再一次得知洪秀全的消息已是1852年。当时,洪秀全早已举事,罗孝全却始终没有留意。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北华捷报》上的这样一段话:“他们的事业是无可比拟的……上帝的手插入到这个大运动中,这是无可怀疑的。”同时,他还看到了那个久违的名字——洪秀全。这个发现使罗孝全兴奋莫名,此后的他频繁为太平天国制造舆论声势,并希望能再度指导洪秀全,使他“学到更完整的耶稣真理,并与传教士合作,将此真理传播给他的百姓”。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罗孝全更为兴奋,他在《北华捷报》上写道:“倘此次革命将推翻偶像之崇拜而开放门户,使福音得普遍传播于全他,寄来了一封由其本人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