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狗肉食用史.doc

中国的狗肉食用史狗是我国最早驯化的动物,其时间可以追溯到采猎经济时代,它最初是人们助猎的工具。进入农业时代,狗的用途在不同地区发生了分化。北方草原逐渐形成牧区,狗继续被作为助猎的工具,又增加了保护畜群的功能,成为“牧羊犬”。《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而中国得而畜使之。”这种与“走马”相提并论的“吠犬”,应该主要是用于牧猎的。《穆天子传》中有所谓“守犬”,更是突显了北方草原地区狗的保卫畜群的职能。《晏子春秋》卷二《内篇谏下第二》说:“今夫戎狄胡狢之畜狗也,多者十有余,寡者五六,而不相害伤。”可见,北方草原民族养育一定数量的狗。黄河流域中下游农耕类型经济形成后,采猎在经济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小,狗也就由主要是助猎工具转化为主要供食用的家畜。先秦古籍中屡屡提到供食用的与“稻粱”并称的“刍豢”,其中“刍”指牛羊等食草动物,“豢”指犬猪等杂食动物。《孟子·梁惠王上》:“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把狗和猪、鸡同列为肉畜。比较集中反映先秦食俗的《礼记·内则》,也把狗和牛羊猪等一起作为肉食的来源,提出“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苽”的肉类与谷物搭配的模式,它列举的各种食品中有“犬羹”和狗肝炙制的“肝膋”。在战国秦汉中原人的心目中,狗肉是一种美味,枚乘《七发》载吴客说楚太子,遍列名珍美食,其中就有“肥狗之和,冒(芼)以山肤(石耳)”,大概是石耳炖狗肉吧。《淮南子·脩务训》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楚国有烹猴召其邻人,以为狗羹也,而甘之。后闻其猴也,据地而吐之,尽写其食。”战国秦汉城市中不乏做狗肉生意的“狗屠”。例如,战国时的侠客聂政就在燕市当过“狗屠”,跟随刘邦起义的樊哙,也是“狗屠”出身。最近友人捎来徐州特产沛县黿汁狗肉,还赫然打上“汉刘邦食品公司”的招牌。汉代画像砖石的庖厨图中多出现屠狗的场面。中国农业博物馆编的《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收录了包含屠宰内容的庖厨图10幅,其中7幅描绘了屠狗的场面。《盐铁论·散不足》谈到汉代市场上“屠羊杀狗”,并有经过处理的熟狗肉片——“狗”出售。与此同时,人们积累了关于食狗肉宜忌的知识。如《礼记·内则》提到吃狗要去肾,不能选择“赤股而躁”(有臊味)的狗。《史记》卷105《扁鹊仓公列传》《正义》引《龙鱼河图》云:“犬狗鱼鸟不熟食之,成瘕痛。”《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谈到“青牛肠,不可合犬肉食之”,“鲤鱼不可合犬肉食之”,“鰌鳝不可合白犬血食之”,“白犬自死,不出舌者,食之害人”等,又记载了“治食犬肉不消”之方。汉人还有“寒鸡热狗”(崔骃《博徒论》)之说。在这种情况下,养狗业是比较兴盛的。正如《墨子·天志上》:所说:“四海之内,粒食人民,莫不犓牛羊,豢犬彘。”即使曹魏初年,农村养狗为畜尚较普遍。如曹魏初年颜斐为京兆太守时,“课民无牛者,令畜猪狗,卖以买牛”。杜畿治河东,“渐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但是,随着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的频繁接触和交流,在农耕文化不断向牧区扩展的同时,牧区文化也不断向农区渗透。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游牧人大批进入中原,牧区文化更在中原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草原牧民崇尚食羊,基本上不食狗肉,即使饲养狗也主要是为了助牧、助猎和守卫。草原食俗风靡中原,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原人的消费习惯。早在晋代,羊肉乳酪已是中原人士的常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