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然而,这样一位人人敬仰的大文豪,却在着一生中倍受排挤,屡遭贬谪。那么,苏轼这位“天下之奇才”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人生坎坷的呢?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在文学上又有何成就呢?就让我们走进苏轼,去体味他那传奇的一生,去了解他那不平凡的事迹吧!苏轼的一生,大概可分为五个阶段:少年学识积累阶段;苏轼21岁前可谓处在学识的积累阶段。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少年时的大量积累为苏轼日后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全盛高官时期;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在这个时期,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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