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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燃烧所排放的气体会引起气候的变化,这是一个外部不经济问题。例如,当煤炭排放量增加时,会增加二氧化碳等气体的排放,使温室效应更为严重。碳税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福利经济学着重研究的外部性。当一种经济力量发生变化时,会对其他力量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附带的,非市场的影响,从而破坏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果。这就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的“庇古税”,这种税的主要思想是将这种外部性通过一定的措施实现内部化。经济学家从市场化角度来考虑碳税的征收,大都提倡将管理市场化,在减排目标一定的前提下,寻求一定的措施方法达到成本最小化,在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成本的最小化,并且,从长远来看,企业为了扩大利润,也会尽力减少废气体的排放,从而也会寻求新途径进行科技创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激励减排技术的创新,促使企业在响应国家方针政策的基础上,提升自己长期发展的能力,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发达国家于十七世纪中期进行了工业革命,较早地实现了工业化,所以,目前发达国家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环境保护方面。为了减少污染气体的排放,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现在世界上有些发达国家开始着力征收碳税,这些国家将环境政策与税收政策结合起来,利用税收政策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通过征收碳税从而达到缓解环境污染的问题;把碳税作为一个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工具和环境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使其在各国绿色税制改革中充当重要角色,能较好地起到减少污染物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提高能源效率、鼓励可持续的消费生产方式的作用,促进经济发展并使税收稳定。在实际执行中,为了保证公平,征收途径较为复杂。
制造业大国一般对煤炭的需求比较大,对煤炭的消耗比较大,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制造业大国很少有征收碳税的,因为碳税的征收可能会提高企业的成本,挫败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相比而言,欧洲国家较早地完成了工业革命,目前来说,更注重环境的保护、气候的变化,因此,欧洲等部分少数国家开始征收碳税,碳税的征收可以减少环境的污染,并且能刺激企业减排创新的能力。碳税的征收在制造业大国实行比较困难,而欧洲发达国家则倾向于征收碳税,因此,煤炭规则在全球范围内只得到有限的实现。
20世纪80年代,欧洲国家政府负担过重,原因是其提供的社会福利过高,为了减轻负担,减轻过高的社会福利带来的财政压力,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同时出于保护环境的需要,欧洲国家开始征收碳税。大部分欧洲国家将眼光放到了征收环境税上,从而将征税客体转移到能源和污染方面。由许多国内外学者对欧洲碳税的征收方式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虽研究方式不同,但得出的结论大体一致:碳税的征收似乎是对环境税存在争议的情况的一种折中。不过,碳税的征收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到目前为止,碳税的征收在欧盟内部并未形成统一认识,其中争议最大的要属对航空征收的碳排放税。为了实现2020前减少碳排放的目标,2008年欧盟通过法案规定,所有航班,只要
“抵离”欧盟成员国境内机场,都是碳税征收的对象。俄罗斯、美国、中国等20个国家针对这一决定签署了反对联合宣言,并采取了反对措施。但是,这一反对并没有奏效,并没有改变欧盟征收空业碳排放税的决定。除了征收航空碳税之外,欧盟还有意向征收对航海排放碳征税。
在澳大利亚政府提出征收碳税方案时,国内排放大户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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