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立道平心演绎中张文翰中国篆刻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不仅是一门微型综合性艺术,而且是一门精微高深的文化。方寸天地,气象万千;篆刀之间,意游其中;立道演绎,文心印面。诚然,“印虽小技而非小道”,妙在顾盼生姿,形神兼备;刀石相激,知白守朱;观物澄心,寄情抒怀;心画神迹,境界全出。正合“一阴一阳之谓道”。[1](《易·系辞上传》)悟篆刻之道,学印章之法。笔到此处,试录一首旧作《印境》:立道平心演绎中,阴阳造化篆林功。诚开石面天然境,一点红生万象通。印章起源于何时呢?其刻乎铭乎至今还是一个迷。而后人依据现存的有关文献资料,暂定为商周之际,地下与地上的印章刻符实在是一个跨越时空的“阴阳分界艺术”。在这条分界线上凝结着人类文化宝藏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的开拓关乎人文与历史,关乎金石与文字。其来自于物态文化与意态文化的“交感”,是一种昭名示信的工具,有着其实用的价值。而要说明的是把玺印当作信用物、权利的象征,不光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世界上有不少国家亦然。而玺印制作和篆刻艺术却是中国特有的文化,这与古老汉字的形体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印章,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凭信工具,随着社会阶级的分化成为权势表征,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成为专门艺术。”[2]由实用化转向艺术化,固有其内在的规律,大概与三个条件有关:一是印人、二是印材、三是印史。这三个条件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使得中国篆刻从萌芽状态逐渐走向成熟时代。这既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过程,又是一个博厚而高明的局面。关于印章,亦称“图章”。古称“鉨”或“鈢”,后作“壐”、“璽(玺)”。秦大统一六国,皇帝的信印称“玺”,官、私所用均改称“印”。至汉代,官印中始有“章”和“印章”之称。唐以来,皇帝所用印或称“宝”,官、私所用印别有“记”、“朱记”、“关防”、“图书”、“花押”、“印符”、“戳子”等名称。文字形制随时代而变化,风格各有特点。先秦及秦、汉的印章多用作封发物件、简牍之用,把印盖于封泥之上,以防私拆,并作信验。后来简牍易为纸帛,封泥之用渐渐废除,印章改用朱色钤盖;日常应用外,又多用于图书鉴藏,书画题识,遂成为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品。古代多用铜、银、金、玉材质为印章,后有牙、角、木、水晶等;元以来石章(花乳石、青田石、寿山石、鸡血石、昌化石之类)开始盛行。篆刻的历史嬗变,篆刻的审美境界,篆刻的文化结构都始终围绕着人的创造而层层展开。篆随刀走,法自在有意无意之间,在明篆中运刀,从平心中见印。立象尽意,一“气”贯之,不妨,纵观历代印人都有“一颗印心,一根对篆刻敏感的神经”。一、平心见印古人云:“技进乎道”,是一个心态文化修养的过程。要有真印心,真印言、真印魂、真印法、真印境,这“五真”具备,寸铁在手,大观于目,用心灵平衡演绎,印外求印,技进道引,努力构建篆刻的美学理论体系,贵在“心”与“印”的妙合通会。在韩天衡编订的《历代印学论文选》中分篇有言:[2]“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可谓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矣。”(唐·李阳冰《论篆》,页1.)“刀笔在手,观则在心。”(明·杨士修《印母》,页86.)“是究道之心亦欲深,执事之心亦欲细也。”(明·徐上达《印法参同》,页130.)“篆法古而章法奇,心须有本。”(明·潘茂弘《印章法》,页133.)“广搜博览,自有会心”(清·袁三俊《篆刻十三略》,页153.)“笔忘手,手忘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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