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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有感
读弗里德曼(1953)的经典论文有感
邢祖礼
谈到方法论,就不能不提到弗里德曼(1953)的著名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Friedman,M.[1953]Themethodologyofpositiveeconomics,:UniversityofChicagoPress,-43.)。在我看来,那是一经典文献,对于深刻理解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构造是相当有益的,就是钱颖一(2002)的在国内较为有名的方法论论文“理解现代经济学”,其中许多重要观点也没有超出前文的见解,所以它值得研究方法论的学者一读。笔者对此文十分偏爱,读之再三,思之再三而有所悟,故写成读书笔记,以同有兴趣者交流。

一、为何要区分实证与规范?
经济史这家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对正统学派与历史学派之间的争论作总结时说,早期的“方法论之争”使不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意识到区分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是相当重要的,这样可以避免浪费许多宝贵的光阴。但严格区分又总是那么困难,因为“归纳问题”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所以悲剧总是重演。的确,自从斯密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伦理规范渗透整个经济理论研究,再加上“经世济用”的政策指导的需要,要让人们区分诸如“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和“价值应该是由劳动创造的
”是相当困难的,即使是到了今天的中国理论界的许多争论中,也没能区分开。问题的根源仍然是,当我们从经验中发现,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时,我们仍然不能得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全称命题!如果我们有这样神奇的本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个本领是:只要我们发现了黑色的天鹅,我们捉住它,并把它涂成白色,变成白天鹅。也就是说,当我们认为“所有的天鹅应该是白色的”并把被发现的黑天鹅成功地改造成白天鹅时,我们的“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的全称命题就高枕无忧了!然而多数时候,我们没有这种黑白颠倒、指鹿为马的本领,所以问题仍然存在着,人们为此十分灰心。看来要建立“是什么”的实证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不受“应该是什么”的伦理规范的干扰是不可能的,故J·D·凯恩斯(1917)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一书总结道,虽然“是什么”与“应该是什么”二者之间的混淆不能完全避免,但总还是有个程度问题,如果注意区分,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实证经济学还是可以向科学性走近的。

在前者的基础上,弗里德曼则进一步指出,从原则上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在这一点上,它同自然科学没有任何区别;另一方面,规范经济学及经济学的技术也不可能独立于实证经济学,一个政策建议根本没有实证基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规范经济学依赖于实证经济学,但实证经济学不一定要依赖于规范经济学。进而他批评一种通常的错误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人们对某一项政策措施的分歧不是基于规范准则的根本冲突,而是对该项政策措施导致不同的结果的认识上的分歧。这对笔者很有启发意义,在前不久的中风暴”,挺朗派和倒朗派之间拳来剑往,好不热闹,但仔细分析一下他们之间的观点,共同的远比分歧多。在国有产权的低效率、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企业家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等实证分析方面,没有什么分歧;在国有企业改革应不应该停止,国有资产应不应该私有化,国有资产应不应该流失等规范问题上,分歧巨大。的确,即使全体中国人民都在“国有产权低效率”这一点达成共识,也不等于没有人反对改革国有产权,马克思说得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更何况价值观通常与个人的物质利益紧密相连。另一个例子是,在许多大学,平均主义能够盛行,原因是效率方面的考虑较少,而规范方面的考虑更多。


二、理论是什么?


在工具主义者弗氏看来,理论本质上是一套逻辑体系,由许多假设构成,其“旨在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事物的本质特征”。理论首先是一种语言,它没有任何内容,是一种同义反复地语言表达,这和数学符号没有什么两样。比如,“人是自利的”的经济学核心假设、消费者均衡求解过程、生产者均衡解过程等等,同7+1=8数学等式一样,只是形式逻辑的表达,没任何经验含义,纯粹是一种“套套逻辑”,因此作为一种语言,理论只要符合
“内在一致性”即可。

1、作为语言,理论中的概念是极其重要的,如果说理论是一个归档系统,概念显然就是档案中的目录,它的功能是有利于分类。清楚的分类要求有清楚的概念界定,正如在我们建立会计目录并对其概念准确界定以后,我们才会对生产经营交易活动轻松入帐一样。从另一个角度看,概念的界定尽可能不交叉、不重复,因为交叉、重复的概念轻则造成概念之间逻辑关系模糊不清从而推论出来的结论含糊不清,重则造成现实的“对应物”归档困难从而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