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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如何成为施政关键词
“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共同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11月8日,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向全党发出这样的号召。
“幸福”,是中国民众孜孜以求的梦想。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这样的共同语境,并非从今天才开始。
胡锦涛同志曾明确指出,要始终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同步提升”。温家宝同志在与网民交流时,则将“幸福”解读为“四心”——“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
在2011年春天的许多地方两会上,提升居民幸福感成为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抓手。例如,北京决心“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广东“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进入2012年,这一概念进入更多省市的官方文件,成为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幸福广东、幸福湖北……类似表述正在成为一种趋势。2011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幸福”,已正式列入政府的责任清单之中,逐渐上升为全民意志。
“幸福”,作为抽象概念,如何测量?作为执政者,该怎样看待“幸福”这个执政目标?该如何把握百姓心中的“幸福指数”?提升人民幸福感的着力点又在哪里?
令人困惑的“幸福悖论”
“幸福指数”(GNH)是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不丹王国1972年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并将追求该目标的最大化作为政府的最高发展目标。这个人均GDP仅1000多美元的国家,在世界幸福地图上排名第八。
人们注意到,“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但是物质财富的积累并没有拉动人们幸福感的同步提升。以美国为例,1960年至2000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却从40%左右下降到30%左右。即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GDP年均增长近10%,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仍能保持8%以上的增长率,但一些国人对幸福的感知亦不完全同步。
这样的反差,似乎印证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即一国的经济增长未必会换来生活满意度的改善。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提出的这一理论,又被称为“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现代经济学是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之上的,而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
全世界研究者的目光聚焦小国不丹。“不丹模式”促使人们反省:发展为了什么?
早在195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富足社会》中提就出了“生活质量指标”这一概念,并被视作幸福指数的前身。此后,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医学等学界都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给人类送来了GDP,那么,本世纪近几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则促使世界对于国民幸福指数研究的兴趣日益高涨。
三年前,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齐下令设立了针对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的评测委员会,该委员会去年为改善进步评估体系提出了12项建议。
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综合考虑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
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更强调文化方面的因素。
2011年12月5日,日本内阁公布一项国民幸福指数测算试行方案,旨在通过一系列指数去衡量经济数据所无法体现的国民幸福感。试行方案提出将以“发自内心的幸福感”为基础,以“经济社会状况”、“身心健康”、“家族社会关系”等三大指标为框架来测算“幸福指数”,在这之下还细分了11个领域132项具体指标,将“幸福指数”数据化。比如在“经济社会状况”这一项,儿童贫困率、产假休假率,以及“对核辐射的不安情绪”等都会作为测评项目;“家族社会关系”一项中设置的题目有:“与亲属朋友的会面频率”,“是否认为应该帮助有困难的人”等。从今年开始,日本内阁府将试验性地搜集相关数据,对具体数据以及幸福指标的有效性进行考证。
在各国积极实践的同时,联合国亦于今年首次发布了“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关于幸福感的探索正在世界范围展开。
我国对幸福指数的研究并不晚于上述国家。首创者当推《瞭望东方周刊》和奚恺元教授。新华社瞭望周刊社旗下已形成了一个有相当影响力和竞争实力的中央级时事政经期刊集群,《瞭望东方周刊》是其中一员;芝加哥大学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是最早系统地将幸福学和幸福指数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倡导研究城市幸福感的一位学者。2004年4月,《瞭望东方周刊》与奚恺元教授合作,对中国的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成都六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随后以封面文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