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版地图.doc

撰文/单之蔷挂图系列的中国地图一直以来都是横版的,让人产生错觉:中国版图的东西距离更长,中国没有热带区域(实际上中国最南端已经到达接近赤道的热带)。产生错觉的原因是,在横版中国地图上,南海诸岛蜷缩于右下角的小方格里,作为附图出现,比例尺只有主图的1/2。。三沙市的成立,让一些人看到了横版中国地图的误导作用和局限性,从事南海开发创意研究工作的傅中星就是其中一位,他提出中国地图应以竖版代替横版,并制作出竖版中国全图挂在自己的办公室(摄影/黄一冰)。遗憾的是,这张图并没有得到官方认可。直到半年后,竖版中国地图才由官方出版。从横到竖,南海诸岛终于走出小方块,与大陆连在了一起。     郝晓光让我想起另一个人。一天,我的办公室也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叫傅中星,是三亚南中国海开发创意研究会秘书长。他送我一本书,这本书的全部内容都围绕着一个主题:竖版中国地图。他在书中先是指出了横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的种种弊端:把南海诸岛切割下来,绘成一个小方块,放在地图的右下角,这不是中国的全图,而是两部分的拼图;横版中国地图弱化了国民的海洋意识;横版图导致国人错误的国土认识,以为中国是东西长而不是南北长,其实相反……傅中星自己绘制了他的竖版中国地图,并印刷了一本全用竖版中国地图制作的不同专题地图。   2012年6月,中国政府宣布成立三沙市,傅中星更加坚定了出版竖版中国地图的意志。三沙市是一个地级市,把一个地级市放到切下来的小方块里,放在地图的一角,显然是不合适的,三沙市的市长和市民也不会答应这种“歧视”。这种压力引来了中国地图的变化:一个出版竖版中国地图的计划被提到了桌面上。竖版中国地图的设计和绘制没有技术上的问题,不需再进行复杂的技术设计和改革,只要政府有关部门决定出版,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   果然,几个月后,竖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出版了,但未提傅中星一个字,尽管傅中星最先提出了竖版中国地图的思路,也给出了竖版中国地图的样本(此前官方出版的一些图集中出现过竖版图,但未在专题地图,也未在面向社会公众的挂图中出现过)。这种情况的发生,原因可能如此:傅中星的竖版中国地图在制图技术上的创新几乎没有,只是把横版的中国地图扩大,把南海包括进来即可。但傅中星竖版中国地图的价值在于他深刻地剖析了横版中国地图的种种弊端,并为竖版中国地图的出现拼命地喊与呼。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从横到竖,虽然在技术上不费吹灰之力,只要举手之劳就可以完成,但是要不是出现了三沙市成立的契机,这一步发生在官方的地图部门,比移山填海还难。   竖版中国地图的出版虽然没提傅中星一个字,却给郝晓光的新版世界地图带来了生机:既然有了竖版中国地图,是不是应该有一张竖版世界地图?这大概是有关机构的思路。三沙市成立半年后官方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        竖版中国地图的出现是由于南海问题的提出和三沙市成立的推动,其实南海问题的提出和三沙市的成立,何尝不是民间人士推动的结果呢?   1983年,海南岛潭门镇的伍书光船长只身驾驶一艘帆船勇闯南沙群岛。在此之前,官方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禁止渔民去南沙群岛,南沙群岛那时没有中国大陆一兵一卒。伍书光回来后,因为违反了禁令,被吊销了船长执照,禁止驾船出海。但伍书光勇闯南沙群岛并满载而归的行动让许多船长看到了南沙群岛丰富的渔业资源,他们毅然地冲破不许去南沙的禁令,驾驶着一艘艘帆船去了,后来官方默认,并且官方也去了,最后我们在南沙群岛占据了几个岛礁。   历史是由冲破体制束缚的个人创造的,有时这种个人是民间的,有时是政府和体制内有创造性、敢于冲破条条框框的官员。比如,清代中方公里土地给俄国,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沙皇俄国出现了一位不守规矩、冲破官僚体制束缚的官员,这就是俄国当时驻东西伯利亚的总督——穆拉维约夫。本来他上任时,中俄之间划定边界的《尼布楚条约》早已签订,但是他就想沿着黑龙江走下去,为俄国夺得黑龙江的入海口。当时的陆军大臣反对,警告他那是中国的领土,“你不要惹麻烦”;财政大臣也反对,不予财政支持。但是这位总督自己筹集资金(出售采金、狩猎、收购皮毛的许可证),并自己组建一支哥萨克军队,向黑龙江下游和出海口进军,最后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把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了俄国。   中国缺少的是这种“穆拉维约夫式”的官员。中国的农村改革是安徽小岗村的几十户农民率先发起的,他们冲破人民公社的体制束缚,把土地承包给了个人……这些改写历史的变革都是由冲破体制的个人创造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逼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掠夺大量中国领土的穆拉维约夫,被俄罗斯当做民族英雄去纪念。早在19世纪,俄罗斯境内就修建了他的纪念碑,另外在俄罗斯发型的面值最大的纸币5000卢布上面,也印有穆拉维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