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建构与制度调适.docx

网络时代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建构与制度调适.docx网络时代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建构与制度调适新闻发言人是新闻发布制度衍生的产物,新闻发言人代表着一级政府部门或组织,是政府部门或组织机构的代言人,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新闻媒体集体提问,在关键时候及时出面就有关事态发声、表态,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引导大众舆论。新闻发言人常常被誉为政策的“传声筒”、社会的“稳压器”。从新闻发布者来看,新闻发布是信息掌控部门通过媒体向社会传递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讯息,积极广泛地引导大众舆论的一种姿态和策略性行为;从新闻接受者来看,新闻发布是大众知情权的一种诉求和满足;从新闻传播者来看,新闻发布是新闻媒体实现自身信息传播价值与功能的一种表现形态。新闻发布制度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良性机制的运行、舆论氛围的营造等都发挥着到关重要的作用。 传统媒体时代,由于思想观念的束缚,新闻发布制度纯粹从信息控制论的认识视角出发,凭借对信息的绝对占有,在新闻发布会上取决于对自己有利的原则,取决于自己的主观需要,罔顾社会大众对信息的满足与渴求,致使传播通道经常“阻塞”、信息“孤岛”、媒体“缺席”等现象频繁出现。然而,到了新媒体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信息垄断时代一去不复返。此时,政府如果不主动、及时地发布掌握的信息,社会上就会谣言四起,网络上就会到处弥漫各种真假难辨的信息,而且以裂变的速度肆意传播,从而可能让政府处于十分被动与尴尬的境地,有时还会因突发事件的诱因进而酿成难以预料的局面、事端和后果。因此,新媒体时代,新闻发布主体必须根据社会形态和格局的变迁对新闻发布制度重新进行调适与完善,对新闻发言人的角色重新进行评估与建构。一、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历时性考察与功能定位新闻发言人制度,一般是指“国家机构任命或制定专职(较小的部门为兼职)的新闻发布人员,在一定时间就某一重大事件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所在部门回答记者提问的一项制度。”[1]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个“舶来品”,最早诞生在美国,它是美国政治改革和传媒大众化的产物。一方面国家政治改革进程的推进需要社会大众的理解、支持与参与,传媒大众化是实现这一政治需要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媒体需要发挥其社会动员的功能以显示自身价值。因此,两者一拍即合,通过合作实现“双赢"。纵观美国新闻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历任总统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均给予高度的重视。1829年时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最早聘用新闻发言人,1896年威廉?麦金莱总统最早将新闻发言人列入政府公务员系统,1909年霍华德?塔夫脱总统最早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1932年富?m克林?罗斯福总统将白宫新闻发言人制度化。至此,美国新闻发言人制度从建立到完善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历程[2]。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晚了将近一个世纪,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稚嫩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早在民者招待会,1912年5月18日中华民者招待会,此后,南京政府相继举行了多场记者招待会,主动向媒体发布当局的政策主张。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经常举行新闻发布会,抢占舆论制高点,掌握话语主动权。在国共两党开展谈判期间,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对和谈正面积极的主张,周恩来总理多次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新中国成立以后,新闻发言人制度虽然一直在执行,但是较少利用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对外发布新闻、接受记者提问。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才开始真正显山露水,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1980年9月29日,中国政府就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这一国内外十分关注的重大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1982年,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主持起草了《关于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请示报告,次年2月与中宣部一起联合下发《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者工作的意见》,要求对外交往较多的国务院各部门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对外发布新闻[3]。1983年3月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在举行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外交部今后将定期或者不定期地举行新闻发布会,让新闻发布会成为外宣工作的新常态、新惯例。同年4月23日,中协对外宣布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正式建立。有专家认为,真正让新闻发言人制度走进大众生活并为社会广泛接纳和认同的是2003年发生的“非典”事件,“非典”事件虽然是一起典型的、波及全国的、发生在医疗卫生领域的突发性事件,但它又被誉为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对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后,党和政府岀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条例、决定、法律和建议,从国家政策层面进一步强化中国新闻发言人的制度基础。无论是2003年5月11日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4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