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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年逸稿》昌耀一、作者介绍昌耀(1936-2000),生于湖南省桃源县,但大半生长居青海。1953年开始诗歌创作,1957年因诗获罪,被划为“右派”,长达22年,直到1979年才获平反。80年代之后,昌耀诗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曾被称作“新诗运动史上的大诗人”、“诗人中的诗人”。1982年后因参与“新边塞诗”,为“新边塞诗”的主要代表之一;1999年底获“中国诗歌学会”授予的“首届中国诗歌学会诗人奖”。出版诗集主要有《昌耀诗文总集》、《昌耀抒情诗集》、《命运之书》、《昌耀的诗》等。昌耀可谓是这个时代特立独行的诗人。其主要笔力在于透过对渗透在西部高原上的一种“西部精神”以及“西部生命”的审视,探讨个体与时代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一是抒写个体生命力的张扬,作品充满英雄主义的豪气;另一则是着力于时代对个体生命的压制,以及由此而来的个体的孤寂、茫然、焦虑、悲观及生命力的萎缩。从诗歌形态本身来看,很难找到一种现成的形态与之相对应。这一方面导致了昌耀诗歌缺乏读者和评论,另一方面,则又有效地保证了其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可以说,在一般诗人难以企及的、一泻千里的艺术表现中,昌耀确立了自己的诗歌精神、美学和风格。其诗歌精神在长诗《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1998)中有揭示:“我一生,倾心于一个为志士仁人认同的大同胜境,富裕、平等、体现社会民族公正、富有人情。这是我看重的‘意义’,亦是我的文学的理想主义、社会改造的浪漫气质、审美人生之所本。”遗憾的是,尽管诗人努力实现这种“大同理想”,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无能捍卫”,只是“默守这一立场”。作为一个将青春、梦想抛掷在西部荒原的歌者,在他坷坎的一生中,昌耀在最大程度上描述出了他对西部那片荒凉的大漠和大漠上的苦难人民的赤子情怀。二、《凶年逸稿》的写作《凶年逸稿》可能不是昌耀最有名的诗歌,却是最早显现昌耀独立品格的诗歌。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它的最终落脚点为“生活当然不朽”,这是不能脱离具体诗歌来单独理解的,否则就会产生涂饰苦难生活的误解。事实上,和同时代的人一样,昌耀的生活环境并不好,他同样生活在一个物质贫乏的“饥谨的年代”;而且他还是一个“右派”。所谓“饥谨”,在诗中,既是物质性的,也是精神性的。“精神会餐”即指伴随物质贫乏而来的精神虚妄。面对这种双重“饥谨”,诗人却胸怀“火种”,以“我是这土地的儿子”自命。尽管也有过“苦恼”:“蓦然被茫无头绪的印象或说不透的原由/深深苦恼”(第一节);也用近乎“黑色幽默”的笔调摹写了投草公牛、夜宿荒坟等荒诞景状(第三节),更多的时候,则是以“极好的兴致”来“观察”春天和大地。孩童“手举一棵采自向阳墙脚连同土根刨起的青禾”,被赋予了“盗来的宝石”的意义,并引发了“大地果然已在悄悄中妊娠了啊”的感叹(第五节)。这种“观察”最终引发了对自然诗意的终极赞美:泥土与阳光正在“角力”,正在“如何相互威胁、挖苦、嘲讽”、正在“紧紧地拥抱”,这些被诗人看作是那个时代身上最鲜活的东西(第九节)。由此,“不朽”的最终含义在于:在最平凡的生命形态中蕴涵着最鲜活的生命力,只有它,而不是那些虚幻的理想形态,才能使得诗人不断葆有内在的生命激情,从而不断引导诗人度过贫乏与苦难——这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体认生存苦难的方式,既使得“饥谨”本身显露无遗,又体现了诗人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承担;而经过重重推进的“不朽”,也最终成为一种实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