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饥荒经历影响了人们的储蓄行为吗? 内容提要:本文对我国的居民高储蓄率提出了一个新解释,认为我国居民偏爱储蓄的特性很可能与经济起飞之前人们遭受长期物质匮乏的经历有关。作为物质匮乏的一种极端形式,我国1959—1961年大饥荒为检验这一假说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为此,本文使用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s)数据,估计了大饥荒对家庭储蓄行为的长期影响。我们发现,在控制收入等其他因素后,那些早年经历较严重饥荒的户主家庭表现出更高的储蓄倾向:饥荒程度每上升1个点,家庭储蓄率大约提高23%—26%.这说明早年的饥荒经历确实对人们成年后的家庭储蓄倾向具有重要影响。考虑到在早年时期受大饥荒影响的人们,目前正是我国社会中有较高收入的年龄群体和储蓄主体,他们的高储蓄倾向或许是整个社会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关键词:经济起飞;饥荒经历;居民储蓄率;消费习惯*程令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chenglingguo@;张晔,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南京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210093,电子信箱:******@.感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的指导,感谢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谢建国、皮建才老师的建设性意见和评论,感谢匿名审稿人有益评论和建议,当然文责自负。一、引言为什么中国人偏爱储蓄?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解释是生命周期理论框架下的“人口红利说”,即在我国目前较为年轻的人口结构下,老年抚养比较小,储蓄人群的比重大,因此整体储蓄率较高(Modigliani,1970;Modigliani&Cao,2004)。但这一结论在中国家庭层面的近期研究中并未得到证实(Chamon&Prasad,2008)。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转型时期的各种制度变革,如失业、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等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以及社会保障相对滞后促使中国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Blanchard&Giavazzi,2005;Chamon&Prasad,2008;al.,2010;何立新等,2008;杨汝岱等,2009)。但这一观点则难以解释2003年以来中国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市场化程度已经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居民储蓄率为何仍居高不下。也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对中国居民高储蓄率进行研究,比如黄少安(2005)探讨了中国父母对子女的遗赠动机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陈斌开等(2010)研究了户籍制度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等等。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提出对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新解释。我们认为,人们的消费-储蓄行为不仅受制于预算和商品价格本身,还受制于以往的生活经验和行为模式。因此,我国居民偏爱储蓄的特性很可能与经济起飞前人们遭受长期物质匮乏的经历有关。为此,我们以1959-1961年大饥荒为例,检验了户主的饥荒经历对家庭储蓄行为的长期影响。我们的研究证实,在控制收入等其他因素后,早年经历较严重饥荒的户主家庭表现出更高的“节约欲”和储蓄倾向。考虑到在早年受大饥荒影响的整整一代人,目前正是我国社会中有较高收入的年龄群体和储蓄主体,其旺盛的“节约欲”或许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居民储蓄率。我们的灵感来自于对经济生活的观察,但前人关于消费习惯与储蓄倾向的研究也给予了我们启发。早在Marshall(1898)就发现消费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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