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坎伯：探索哲学的未来.doc

理查德·坎伯著吴万伟译【译者按】本文是新泽西学院哲学与宗教系主任理查德·坎伯(RichardKamber)教授2009年春季在“核心文本和课程协会”(theAssociationforCoreTextsandCourses)年会上发表的会长讲话的修改稿。本文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存在的鸿沟的“两种文化”的角度思考了哲学问题,如哲学和哲学史的区别、哲学家缺乏共识个原因、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哲学的抛弃机制以及实验哲学的前景等。绪论 50年前,在1959年的5月7日,英国小说家和科学家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题目为“两种文化”的瑞德讲座(RedeLecture)。那次讲座的中心内容是西方社会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存在巨大的和令人担忧的鸿沟。在二战期间和之后,斯诺帮助进行了对数千计英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采访。当他问受访者阅读什么书时,得到的典型回答是“我读过狄更斯的一些作品。”他也发现,在谈到科学的时候,人文学者同样非常无知。他猜测他们对现代物理学的了解和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一般无二。斯诺把这种鸿沟归咎于教育的过度专业化。他担心在“富人危险地生活在穷人中”的社会大变革的世界里,西方文化的屋子已经被严重地割裂了,失掉了与俄国、中国等并驾齐驱的“智慧地思考”的能力。我自己所在的哲学领域也出现了一个不同的“两种文化”问题,这就是本文的话题。思考一下哲学的未来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看待斯诺揭露的问题的新视角。哲学还是哲学史? 当非哲学家提到哲学的时候,倾向于认为它是哲学史。他们认为哲学是著名哲学家的连续体,当然连同他们创立的理论、他们的作品、以及引发的学术思潮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永远受到欢迎的人物。他们之后,名单可能根据口味和背景而有所变化,但有些哲学家似乎从来没有出现在这些名单上。比如,我发现中断与非哲学家谈话的最好方法就是问他们对威拉德·奎因(WillardQuine)和索尔·克里普克(SaulKripke)的看法。因为奎因和克里普克是过去50年里影响最大的美国哲学家,我有理由感到纳闷他们为什么在哲学家之外没有什么名气。他们在大学以外默默无名的一个理由据说是因为奎因说过一句傲慢的俏皮话“世界上有两种哲学家,一种对哲学史感兴趣,一种对哲学感兴趣”。这里暗示的是哲学史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哲学,探索这种历史的人也不是真正的哲学家。奎因非常清楚哲学系应该进行哲学研究,在课堂上讲授哲学史,但是他没有思考这种服务和哲学的适当工作---解决哲学问题,比如“存在是什么”“我们能知道什么”等有多大关系。换句话说,他看到了哲学系内部的两种文化:类似于数学和科学的“能做的文化”(can-doculture)和类似于人文科学的“能教的文化”(can-teachculture)。作为人文学者和哲学史家,我倾向于把奎因的两分法视为虚假的。我很乐意指出哲学和自然科学不同,是自身历史的监护人。天文物理学家认为撰写天文物理学的历史不是他们的任务。他们把该任务委托给科学史家,这是属于人文科学的学科。相反,哲学家是对该义务的充满嫉妒的守护者,因此插足于人文科学领域。我也乐意认为哲学史的每一章都是一个实验,我们从中能够学到一些宝贵的教训。我也倾向于坚持认为重新讲述哲学故事是做哲学和批评哲学的重要方式。但这些反对意见或许错过了更深刻的内容。或许,奎因的两分法不应该被当作傲慢的俏皮话,而是以富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