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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公共空间
南帆
这个题目来自一个文学座谈会。当然,题目的覆盖范围远远超出了座谈会,以至于我愿意借助这个机会继续给予纵深的考察。
我们不难估计到,现今提出这个题目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某种持续的焦虑:文学已经挤不进公共空间。文学的影响正在丧失,公共空间基本上听不到文学的声音了。什么叫做“公共空间”呢?我们可以参考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解释:“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那时,他们既不是作为商业或专业人士来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合法团体接受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规约。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①至少我们可以简单地说,这是一个谈论公共事务的场域;这里所出现的声音、观点将得到全社会性的瞩目和议论。然而,公共空间居然将文学排斥在外,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抚今追昔,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曾经如火如荼。文学是种种启蒙观念的策源地,是我们描述和阐释历史的重要依据;至于20世纪之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甚至开创了历史本身。然而,如今的文学仿佛已经退休。文学没有资格继续充当社会文化的主角,活跃在大众视野的中心。无论是报纸、电视节目还是互联网上,文学的份额越来越小,甚至消失——许多文学杂志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我们的印象中,公共空间的主角是另一些学科,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如此等等。这个年度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及目前股票市场的趋势如何,明天的民主政治将以何种形式出现,数以亿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带来哪些问题,哪些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遭到了侵犯——这些问题哪一个不比平平仄仄的文字游戏或者虚构的悬念更重要?某些作家或者诗人还在那里孤芳自赏,强作欢颜,自诩文学乃是皇冠上的明珠;然而,这些观点无助于改变一个事实:老态龙钟的文学退出了公共空间,呆在路边的椅子上打瞌睡去了。
迄今为止,不少批评家对于文学与公共空间的现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一些批评家认为,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文学的不争气,咎由自取。文学远离了开阔的社会历史,一头扎进了私人写作的死胡同。文学之中已经见不到田野、工地或者沸腾的码头,作家要么躲在阴暗的房间里构思一些乏味的偷情故事,要么热衷于杜撰一些珠光宝气的豪门恩怨。这种文学与多数公众又有什么关系?他们看来,只有返回重大的社会主题,文学才能修复与公众的联系——例如关注底层的生活,或者正面强攻腐败与体制之间的关系。然而,另一些批评家并不认可这种诊断书。他们觉得,聚集公众的目光或者因为故事的尖锐性而耸动一时,这并非文学性的胜利。因为文学之外的某种追求而牺牲文学性,这种教训一个世纪以来已经够多了。所谓的“底层”并不是拯救文学的灵丹妙药。文学就是文学本身,文学是自律的,纯粹的文学——许多批评家愿意使用“纯文学”这个概念——从来不会把评判的标准移交给社会学。事实上,公共空间的拒斥与否和文学价值的增损无关。
在我看来,上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