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与世界和平-陈衡哲世界历史观初探+.doc.doc

世界历史与世界和平-:陈衡哲世界历史观初探一为此,陈衡哲在《西洋史》中阐释了三个遏制战争的方法。首先,摒弃狭隘观念和阴暗心理。在对历史进行总结后,陈衡哲认为贪欲和仇恨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原因。例如,在谈到上古时期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入侵时,陈衡哲这样写道:“游牧人领着他们的牲畜,到处去寻水觅草,不免时时要侵犯那土著人的田林。他们又看见土著生活的安乐,不免又起了羡妒的念头……什么日尔曼人的人寇罗马,阿剌伯人的北犯欧洲,都不过是这两种人民的战争罢了。”在谈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时,她强调了斯巴达对雅典繁荣的“又恨又妒”以及雅典人的反斯巴达心理。因此,陈衡哲相信,只要能摒弃这些狭隘的观念和阴暗的心理,战争就可以避免。其次,揭露军人政客的黑幕。在陈衡哲看来,战争主要是受了个人行为的影响。她从反正两个方面对此进行说明。反面的例子是促使普法战争爆发的富于煽动性的“爱姆斯公文”,她认为“酿成这个战争的情形,是最能表现军人政客愚弄人民的罪恶的”。正面的例子是在整部《西洋史》结尾所引用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记》:“美国的内战是已经开始了,英国因与北部诸州的争执,看上去似乎也要牵入战争的漩涡了,于是路索爵士便以一个极严重的公文送呈女皇(维多利亚)。但亲王(阿尔白特)觉得,若不把这个公文的语气改变一下,战争将不可免。在十二月一号的早晨七点钟,他从床上起来,用战抖的手写了一些意见,使这个公文的语气可以变为缓和,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可以因此得到一个和平的道路。”既然这些军人政客可以左右战争,那么让民众了解军人政客的内幕就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正如她在《西洋史》中所指出的那样:“我的编辑《西洋史》有两个动机。其一,是因为近年来读史的结果,深悟到战争是一件反文化的事。但同时,我又信战争是一件可以避免的事。避免的方法虽不止一端,然揭穿武人政客的黑幕,揭穿他们愚弄人民的黑幕,却是重要方法中的一个。”第三,实现和平的根本方法是培养国际主义,使国际主义战胜帝国主义。陈衡哲这样阐述国际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目的及其相互关系:“国际主义的目的,是在求人类的彼此了解,及各国文化的成为世界的共产;他的重要工具,是世界的永久和平。帝国主义的目的,则适与国际主义的相反,他是以增加人类的误解及怨仇为任务的;他的重要工具,是战争。所以这两个现代文化势力的竞争,即不啻是战争与和平的竞争。使的梦想,即可实现。”由此可见,陈衡哲把的最终解决方案。对和平世界的追求,使陈衡哲把世界历史的重心放在了文化方面。综观陈衡哲的《西洋史》,反对武力、强调文化交流成为全书的主基调。这种世界历史观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文化是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文化兴衰是各国历史变迁的重要表现陈衡哲在《西洋史》导言中明确提出:“我们当把文化作为历史的骨髓。”因此,文化的内容在《西洋史》中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例如在讲到希腊时,关于希腊文化成就的篇幅与讲述希腊历史的篇幅大体相当。《西洋史》中对文艺复兴的系统分析表明,陈衡哲十分看重这一文化现象,称之为“西方近代文化的总渊源”。她还撰写了小册子《欧洲文艺复兴小史》,自述其写作原因是:“因为我今春编纂那本《西洋史》中的文艺复兴章时,曾处处感到不能尽意的苦痛。我曾极力的削足适履,去求减少他的篇幅,但结果仍得到了一个在一万三千字以外的长章;而我对于文艺复兴所欲说的话,却仍是未能尽其什一。”就篇幅而言,《文艺复兴》这一章在《西洋史》中并不突出,但是这个文化味道最浓的章节显然是作者最钟爱的部分。又如第六版对章节目次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调整,第五版中的“埃及”、“两河流域及其西邻”、“希腊”和“罗马”,在第论文联盟六版中变成了“埃及古文化”、“西亚古文化”、“希腊古文化”和“罗马古文化”。陈衡哲对文化的强调由此可见一斑。陈衡哲认为,文化兴衰是各国历史变迁的重要表现,在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兴衰中,文化的力量远远大于武力的力量。这从陈衡哲对武力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中得到了体现。首先,陈衡哲在《西洋史》中阐述了武力对文化的破坏。她从上古史中总结出一个“埃及模式”:埃及文化在金字塔时期进入了黄金时代,可谓“外无侵寇,内无争乱”,王国在建筑、商务等方面都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后来海克萨人(现译喜克索斯人)“把埃及占据了。后来又来了些希伯来人,他们帮着海克萨人来收埃及的税,管埃及人的民事。这两族人民一来,竟把好好的一个埃及国逼为一个尚武之国了……埃及人居然靠了武力,把异族赶了出去。但不幸就此动了征伐外族的念头。”而武力扩张最终导致了埃及的衰落。简单地说,“埃及模式”遵循了这样一个轨迹:文化繁荣——外族入侵——被入侵民族变得尚武——走向侵略扩张——文化衰落。这个模式除了适用于埃及,还可适用于西亚的亚述人和近代的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