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一生清廉为政.doc

董必武一生清廉为政董必武是中共创始人之一:1920年秋天,他和陈潭秋等人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他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中共“一大”,并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抗日战争时期他从事统战工作,建,还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共的创建和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他从不以党和国家的“元老”自居,总是把自己比作“配角”“老牛”,他一生都以“甘为民仆耻为官”和“新功未建惭高坐”为座右铭,来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严以律己两袖清风“正人先正己”,董必武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总是时时处处严以律己,身正为范,作出表率。 1935年,董必武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时,住在陕北延安,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不讲职位高低,不讲条件待遇,处处以身作则。他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长板凳办公,合用一张硬板床睡觉。七七事变爆发后,他肩负着党的统战工作重任,长期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打交道。身边的工作人员认为,董必武的衣着不应该比他们寒酸,应和工作相配。董必武却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要革命,不是要讲阔气,同国民党比,要比革命,比谁是真正为亿万中国人民谋利益,比谁能得到中国劳苦大众的拥护。我们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解放区人民的艰苦生活,想到敌占区人民逃荒要饭的惨景。”为了工作方便,董必武买了一块怀表,这块怀表只花了一元多钱。怀表又大又响,走得也不很准,大家都叫它“火车表”。他为这块怀表的价钱便宜而十分高兴。他说:“反正快慢只要误差不超过半小时就行。有约会时表快了,我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不就调对了吗?” 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这年底,为改善在红岩的南方局领导人的生活状况,遵照党中央关于干部保健的有关决定,南方局拟定了一个干部保健标准,给那些担当繁重工作的领导同志适当提高生活津贴。然而,周恩来、董必武却没有把自己列入其中。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时过近半个世纪后,当年与董必武共事的革命同志对此事仍记忆犹新。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返重庆,在会见抗战时期在红岩工作过的部分老同志时,南方局和办事处招待所所长杨继干来到邓颖超面前,邓颖超握着杨继干的手说:“老杨,当年我们在红岩村生活可是够艰苦的。”杨继干说:“是啊,那时我们的伙食费一个月三元法币,毛主席来重庆,看我们成天吃空心菜、胡豆,说我们的伙食比延安还差,伙食费增加到五元六角。”说到这里,杨继干回忆起一件往事,他深情地说:“当时每个月的开支账都由董老核查。有一次,有六角钱报不了账,董老在大会上作了检查,还给党中央写了检讨。解放后我去北京看董老时还提起这件事哩。”邓颖超忆及此事,也不无感慨地说:“这事我记得。那时为了六角钱董老都作检讨,现在有的人浪费国家资产几万元、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几千万元都不心疼呀!”到西柏坡后,董必武的工作就更忙了。他经常外出视察,参加各种会议。有一次到武安县冶陶镇参加解放区第一次财经会议,当地产的棉花很好,老百姓织布的手艺也高,布织得也不错,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便拿出一些布送给中央首长。当时董必武的警卫员和秘书也收到了几匹布,董必武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让他们把布匹送了回去,并告诫他们,今后外出工作,不论是地方政府送的,还是老百姓送的东西,一律不能收。董必武曾于1945年、1954年和1958年3次出国访问,访问期间,他精打细算,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上交给了时还将医药费、邮电费之类的小账记得清清楚楚,绝不浪费和枉花一分钱。 1954年9月,董必武率中国代表团赴保加利亚参加其国庆节。往返的路上,他从坐飞机、住宾馆以及吃饭都强调节约外汇。保加利亚政府送给中国代表团每个团员3000列弗,每个随员2000列弗作为零用钱。大家想用这些钱买点纪念品。随团去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阎宝航也说:“这点零用钱可以分给个人。”当卫士长问到董必武的零用钱打算买什么时,董必武询问了事情的经过,严肃地说:“这批钱不能分给个人,要交给大使馆,为国家节省点外汇。”